其实，自胜者强，不能面对自己的过失，是典型的懦夫心理。
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及邓小平在一九七六
------------老了，无所谓了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陈翰圣
赵紫阳日前作古，海内外颇多悼念。其中，自然以北京富强胡同内的悼念格外情真意切。例如，有幅挽联写道：“白马非马正名为一字褒贬如华衮如斧钺评说岂无天理；求仁得仁月旦评千秋功过或碧落或黄泉公道自在人心”。这深受旧学熏陶重彩浓墨的一笔，文情并茂，掷地有声。在我多数同胞正将“中世纪骑士的激情，浸入赤裸裸金钱交易的冰水之中”时（1），竟有人如此执著、如此念旧、如此不计利害、如此侠骨义胆，不能不令人索然起敬。
然而，海内外不少人在颂扬赵紫阳时，都强调他对民主的倡导和追求。一时间，似乎赵紫阳不爱江山爱民主。为民主下台、为民主受难、为民主郁郁而终，是一位背负民主十字架的殉道者。尽管讲得回肠荡气，催人泪下，但毕竟冤枉了民主，误解了紫阳。这种误解源于忘了赵紫阳的职业，忘了赵紫阳是一位成熟的职业政治家。（按：成熟的不够，至少没有把握住现实力量，事实上赵没有当过权力的总导演，至多是个不错的角色演员。而且，离开导演就出大错。）
政治家不同于政治学家，就像商人不同于经济学家一样。两者貌似相近，其实对人的性格才能有完全不同的要求。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做生意，或让马克思领导秋收起义，成功的概率都不大。在中国乡村的泥泞小道上，马克思决不会有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的丰采和潇洒。起义号角未响，马克思大概“出师未捷身先死”。或倒在敌人的明枪，或倒在同志的暗箭之下。七尺之躯，君尚难保；社稷江山，卿何堪托？所以，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它们有不同的职业要求、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有不同的英文里所谓的“Professionalism”。我们只有沿着政治家，而非政治学家的思路，才有可能接近“六四”前后赵紫阳的思想轨迹和内心世界。
赵紫阳主政时，并没有主张民主。相反，中共“十三大”以后，“新权威主义”不径而走。据杨继绳先生撰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披露，赵紫阳承认自己曾“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还回忆自己曾向邓小平介绍“新权威主义”，获邓首肯的情况（2）。约十年前，笔者在英文文献上也曾读到过完全相同的传说。因此，杨继绳的记载，至少不是孤证。退一步讲，即便赵紫阳主政时暗恋民主，这种信念也不能直接左右他的决策。因为，对一位成熟的政治家而言，决策的直接动力不是信念，而是形势。赵紫阳的政治选择，既不会基于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更不会基于对民主政治的向往，而只能基于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基于冷静的审时度势。（按：赵对形势的判断明显失误，当时，我听到赵出访就感到无比惊讶，你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也不能把茅坑让出来。这个机会显然被对手利用，拉了很多坏屎。好比游戏到关键处，你选择单方出局。而且，万里也在出访，改革派明显被人算计了。）
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选择，应作出于他从朝鲜返京，到“亚行”讲话的短短几天里。坐镇中南海，赵紫阳不会不感到红墙外民情的波涛汹涌，红墙内政敌的暗流湍急。时局动荡，政策取向历来和政治斗争相互交织，扑朔迷离。作为改革家想“有所作为”的冲动，加上对改革“深得民心”的迷信，使赵紫阳感到民心可恃，民气可用。自己离京期间形成的高压政策，效果欠佳，似乎又构成行动的天赐良机。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赵紫阳大概作了两个关键的判断。
第一，摸透邓小平“白猫黑猫”的脾气，赵紫阳相信自己能说服邓小平改弦更张，试用“安抚”一手解决学潮。事实证明，赵紫阳这一判断准确。因为，邓小平毕竟在党国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刻，给了赵紫阳十多天时间，去试行他“民主和法制”的主张。高压政策形成时，赵紫阳身在平壤。这在客观上给了他一张“后发制人”的牌。这是一张相当有诱惑力的牌，很难让人不去用它。但为避嫌疑，赵紫阳特意对邓小平说：“四二六”社论的责任由自己承担。其实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赵紫阳“安抚”一手如若成功，“四二六”社论的责任，决不可能落到他身上。邓小平心若明镜：知道赵紫阳一箭数雕，剑出鞘处，锋芒必有所指。但他更知道，赵紫阳不会把自己作为对手，正像自己当年不可能将毛泽东作为对手一样。因而坦然回答：责任无所谓，只要解决问题。言下之意是：不必多虑，也不必小聪明，党国利益为重。
数年后，赵紫阳对来访的传记作家师东兵说：邓小平在回忆“文革”时曾讲，自己所以心存希望，相信毛泽东不会抛弃自己，就是因为深信毛泽东有头脑，深信毛泽东是全国全党的领袖，深信自己所作所为，没有违背全局利益。赵紫阳说自己此刻心情，与邓小平当年一样。（按：邓并没有说实话。邓相信自己对毛的了解。）师东兵忠实地记录了赵紫阳的话，但坦承自己不解其意（3）。如果师东兵所记属实，那么赵紫阳所言，应该就是上面的意思。即邓小平应该知道，我赵紫阳从未挑战过你邓小平的地位。当然，邓小平对赵紫阳“民主与法制”的主张，也从未从心底里真正相信过，最多只是感到不妨一试。当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准备进行“社会协商对话”时，邓小平淡淡答道：“对话，好嘛。关键是要解决问题。不要让人牵住鼻子走”（4）。语似平淡，其实满腹狐疑，尽在不言中。
赵紫阳的第二个判断，是相信用“安抚”一手能够解决学潮。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大错特错。首先，赵紫阳高估了“改革开放”在民间的威望，用改革精英的心理，代替民众的心理。以为只要登高一呼，民众必以改革为重，令行禁止，见好就收。其次，赵紫阳理想化了某些学生领袖，以为他们都是追求理想的热血青年，以为对他们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六四”后，赵紫阳也曾感叹：“有些人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一定要把事情推到极端”（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赵紫阳理性化了整个事件。赵紫阳关于“冷静、理智、克制，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呼吁，其实预设了事件的理性性质，从而包含了一个逻辑矛盾：如果事件理性，根本不需要呼吁；如果事件不理性，呼吁等于对牛弹琴。（按：理性并不排斥温和的强制措施，让学生有理性显然不现实。事实上，搞乱局势的很可能是保守派。）所以，赵紫阳的呼吁，恰恰表明他忘记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四二六”社论中确有一个误断，那就是“这次学潮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如果学潮有组织、有计划，赵紫阳至少可以找到谈判对手。可惜，学潮既无组织，更无计划。连个谈判对手都找不到，遑论平息事端。邓小平喜欢将学潮比为“文革”造反派。其实，某种意义上，学潮还不如造反派。“中央文革”至少能够召集造反派头头，王洪文至少能够管束手下弟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却连这点政治成熟都没有。（按：街头抗议是社会矛盾的爆发，是现有渠道横溢旁出，集几十年压迫形成的怨恨，改革的失落，形成此次宣泄口，理性谈何容易？）
约十年前，有位旅美学人写过篇比较西班牙等国社团主义（Corporatism）和共产党社会“民主运动”的文章。他认为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社团”是合法的半官方组织，社团精英对外有为社团成员争取利益的代表性，对内有约束成员的权威和能力。他们在与政府的谈判中，有妥协的余地，容易达成为双方接受的协议。因此，社团主义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更能取得点滴但实质的进步。相反，共产党社会“民主运动”的领袖，往往是运动的产物，而非运动的缔造者。他们无法指导运动，只能跟着运动随波逐流。他们要靠激进来维持运动，又要靠不间断的运动来维持自己的威望。因此，他们和政府间难以达成协议，进行的是零和游戏（6）。（按：只有驾驭能力的不足，没有风浪的不足。没有理想的风浪。）
赵紫阳于今年一月故世。二十九年前的一月，周恩来去世。当时，那位后来对赵紫阳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邓小平，正处在自己人生和政治命运的十字路口。“反击右倾翻案风”山雨欲来，毛泽东已传话：“文化革命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由小平主持决议”。很多评论者，没有注意到毛泽东这段话的重要性。他们感到，“七分成绩”就是肯定“文革”，因而没有新意。其实，毛泽东这段话的重要性，不在“七分成绩”，而在“三分错误”，且“由小平主持决议”。
毛泽东何等人物，一生有几次承认三分错误？更何况事关毕生心血，“文革”是做过的“两件事”中的一件。但眼见“文革”这件事“理解的不多”。所谓“不多”，其实就是党内同仁，离心离德。毛泽东一生轰轰烈烈，到头来却晚景凄凉。环顾四周，鞍前马后追随左右者，不过几位“文革”秀才，手无缚鸡之力，胸无经世之才。毛泽东已届垂暮之年，回天乏力。预料身后“腥风血雨”，面对晚年知己、忘年之交，不禁喟然叹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其凄惨悲戚，几近霸王别姬。正是自知来日无多，又处于战略劣势。纵有千种不甘，更是万般无奈。毛泽东这才纡尊降贵，最后一次主动伸手，希望邓小平这位自己早年给予知遇之恩，晚年又悉心“挽救”的旧属，能最后站到自己一边。高抬贵手，放“文革”一条生路。
毛泽东的传话，字字千钧。邓小平知道，自己面临的是重大政治决择。众所周知，邓小平“文革”蒙难期间，历来是通过汪东兴与毛泽东之间的单线联系，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生命线。那时，不要说对毛泽东，就是对汪东兴，邓小平也是毕恭毕敬。在给毛泽东信的结尾处，邓小平总要加上“我静候主席指示”的词句。不过几年，“主席指示”，无须“静候”，不请自到，但邓小平却要抗旨了。对毛泽东的传话，邓小平作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同时大概也是最有文采的政治表态：“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不合适”。这看似谦虚的几句，其实态度强硬，毫无余地。所谓“桃花源中人”，子虚乌有，虚写一笔。重点落在后面，充满对魏晋新朝，实即“文革”新政的鄙视。至于“由我主持不合适”，更是和毛泽东公开分道扬镳的宣言书。
主席尚在，邓小平何敢如此放肆？原因也是“审时度势”。第一，邓小平知道，这样做能赢得除“文革”新贵外，整个上层官僚集团的拥护。再次被打倒，只是一城一池的暂时易手；而赢得上层人心，则事关全局，是明日决胜疆场最重要的政治资本。这点，邓小平有完全把握。第二，毛泽东健康状况日下，驾崩在即。这点邓小平虽没有十分把握，但有七八分胜算，大可放手一博。
对邓小平在“文革”中重新出山，公开和“文革”对着干的做法，历来有两种评论。一种是官方宣传，以邓小平女儿邓榕为代表。大意是邓小平为革命事业，不计个人安危。这种为父立碑、替官修史、企图在个人道德上无限拔高邓小平的说法，自然不足为信。另一种评论，以《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为代表，认为邓小平刚愎自用，“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强躁进”，以至不必要地被再次打倒（7）。这后一种议论，却是严重低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其实此时“逞强躁进”，恰恰是邓小平高明之处。“文革”初期，全国声讨，爱子成残，邓小平没有“戒急用忍”吗？谪居江西，寄人篱下，连烟酒嗜好都感囊中羞涩，邓小平何曾“刚愎自用，逞强躁进”？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他为什么没有象彭德怀那样，动不动给毛泽东上万言书？翻看那时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通篇儿女情长，满纸柴米油盐。为子女调动，为家庭收支，事无巨细，和毛泽东喋喋不休。这哪里像一位前国家领导人写的信，简直是市井小民的平凡家书。这其中，固然包含着邓小平为人之父、舔犊情深的常情。但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熟读三国，深知“勉从虎穴暂栖身，道破英雄惊煞人”的道理。所以，在这些平庸琐碎的书信中，其实深藏着邓小平“戒急用忍”、韬光养晦的用意。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待邓小平“文革”后期重返政坛，北京政局已与他当年以待罪之身，贬赴江西时不可同日而语。林彪折戟沉沙，毛泽东年事日高，民众激情消退，“文革”已成强弩之末。另一方面，“老干部”对“文革”的不满与日俱增。不管党内曾如何派系林立，不管彼此间曾有多少往日恩怨。北京的老官僚们，在反对“文革”这一点上，都找到了共同语言。邓小平重掌中枢后，从亲身经历中日益感到，反“文革”已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谁掌握这股势力，谁就掌握了中国的明天；而谁抓住反“文革”这面大旗，谁就掌握了这股势力。周恩来去世，毛泽东病重。环顾朝野，邓小平不能不感到，逐鹿中原、收拾残局，舍我其谁？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才敢大刀阔斧地反“文革”，才敢有恃无恐地调侃“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才敢公开声称“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哪里是“不怕被打倒”，他简直是巴不得被打倒。因为不被打倒则已，一被打倒，反“文革”这面大旗便非“邓”莫属。
所以，邓小平和“文革”对着干，不是心血来潮，感情冲动。而是反复权衡后的政治决策，完全是他“解放战争”年代“孤军突出，挺进中原”的翻版（8）。表面不顾一切，“逞强躁进”；实际运筹帷幄，老谋深算，是邓小平一贯风格。看不懂这点，就看不懂为什么毛泽东后，必是邓小平的时代，而不是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或其他什么人的时代。“文革”后期，表面上是老干部和“文革”新贵作斗争。其实，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心知肚明，毛泽东一旦撒手人寰，“文革”新贵哪里是他们对手。在他们那个层次，真正谋篇布局的，是毛泽东身后的政治格局，其中根本没有“文革”新贵的位置。其中真正的关键，是在他们中间，由谁来当第二代的“领导核心”。这就是为什么叶剑英要在邓小平和“文革”新贵斗得正欢时，劝邓小平不要冒进，埋怨邓小平“喜欢一人独打天下”（9）。其真实用意，就是不愿意邓小平一人独领风骚。对这种劝告，邓小平当然“听不进去”，因为这不是老朋友间的私情，而是毛泽东身后“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国事。
邓小平所作所为，静卧病榻的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毛泽东不是大政治家，如果毛泽东象水泊梁山的“白衣秀才”，邓小平就有杀身之祸。但是，革命家和黑社会老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革命家有理想。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后，邓小平被再次逐出政坛。但其中一个未解之谜，便是为什么到最后一刻，毛泽东还要保留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行将就木，明知邓小平“走资派还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啊”！面对邓小平赤裸裸的反骨，究竟还有什么“后效”可观？更何况就当时政治形势而言，“保留党籍”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没有实际意义，那么象征意义是什么？对这样一个公告天下的决定，毛泽东究竟要传递何种信息？莫非毛泽东要在人间留下暗示，表明他和邓小平的分歧，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主义之争”？（按：毛此时已没有了道德权威，投鼠忌器，不能使明着，怕激起反抗。邓显然看到了毛的软弱之处，才有此一搏。）
只有大政治家才会对对手网开一面。只有“主义之争”，才会有让“历史去做结论”的气度。黑社会老大没有“主义之争”，不需要考虑历史。他们只考虑利益、只考虑局部、只考虑局部利益。某种意义上，小政客亦然如此。但大政治家不同，他们一定要胸中有全局，眼里有历史。如果这些推论成立，那么“保留党籍”，不正是最具象征意义的“网开一面”吗？前面提到，邓小平始终坚信毛泽东不会抛弃自己。实际上他坚信的，就是毛泽东“胸有大局”。所以，毛泽东去世那天，据说邓小平曾设家祭志哀，这点应属可信。因为他们间的恩怨，毕竟牵动历史进退，国家兴衰。不能仅凭个人好恶，睚眦必报。（按：显然高看了毛。这样的解读太附会。事实是，邓对形势的把握，再就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邓从未流露出对九五至尊的垂涎，而是以事务者的面貌出现。毛对邓的使用也是辅弼而非接班，毛不了解邓，至少不了解全部和最深处。否则，就不会启用死老虎，或邓的下场必如周，朱。）
“六四”时赵紫阳七十多岁，与邓小平在周恩来去世时年龄相仿。在中共上层的特定政治环境中，这算“金色年华”。邓小平“六四”时八十多岁，与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的年龄相仿。可是，毛泽东没有活到九十，而邓小平活到了。仅凭长寿比赛，邓小平居然既战胜了毛泽东，又战胜了赵紫阳。赵紫阳八九年泪洒广场时，发表了著名的“老了，无所谓了”的告别辞。和当年邓小平对毛泽东一样，赵紫阳也是公开宣布了和邓小平的分道扬镳。但是，赵紫阳当时心中一定明白，整个官僚上层并不在他一边。所以，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宣言书，风格如此不同。邓小平的内敛却难掩自信，赵紫阳的感性但饱含无奈。赵紫阳的最后希望，大概只能寄予邓小平的高龄。但是，天意似乎在邓小平一边。当年，邓小平再次下台后，不过几个月毛泽东便撒手西归。而“六四”后，邓小平却整整活了八年。这不能不说是赵紫阳政治命运的大不幸。
作为政治家，赵紫阳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内出类拔萃之辈。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和邓小平、胡耀邦共同组成中国改革大业的三驾马车。邓、胡、赵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同属主动型的政治家，都倾向“有所作为”。他们身上又都染有“自由化”的基因：即他们都不信教条，不墨守成规，都有可能干出离经背道之事。但是，他们的离经背道不尽相同。胡耀邦不会真正背弃“祖训”，他只会将“祖训”圣洁化，他背弃的是他眼中“祖训”的不肖子孙。如果胡耀邦是基督徒，他可能背弃教皇，但决不背弃圣经。赵紫阳非常可能背弃“祖训”，但他不会为蝇头小利而背弃“祖训”，他的背弃是理性的选择。邓小平则从来不把“祖训”放在心上。什么“祖训”？朕即“祖训”！
三人中，胡耀邦属于过去，他的理想境界是所谓“党的优良传统”。胡耀邦的悲剧，在于他晚生了几十年。胡耀邦天生只能与被压迫者结成同盟，如果他的生命，能在他的党在野时便划上句号，虽然血洒疆场，理想却不至幻灭。赵紫阳属于未来。他性情平和，头脑清晰；对新事物天生敏感，和青年容易产生共鸣。约二十年前，笔者年轻气盛，常常独自感叹：满朝文武，唯紫阳独醒。赵紫阳的悲剧，在于他早生了几十年。否则，他完全可以在一个更理性、更富裕、更文明的环境中，施展经世治国的才华。邓小平属于现在。他上承历史遗留的权威，下备应对现实的韬略。绵里藏针，袖中乾坤。摸着石头过河，捉住老鼠养猫。精明到刻薄，现实到粗俗。因而八十年代的中国，不能不是邓小平的时代。可见，“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邓小平似乎没有悲剧。生前叱咤风云，死后备极哀荣。但惟其如此，邓小平的局限性，才会对中国产生更现实更深远的影响。其实，政治家都有悲剧。政治家的局限性，就是悲剧。因此，冷静地准确地发现、认识和克服邓小平的局限性及其悲剧，正是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
赵紫阳刚去世时，多维网上流传一幅只有上联的挽联，意在征求下联。上联是：“历史几行名姓，竟有两朝天子。泪洒广场映衬紫阳，你配姓赵”。大概和笔者一样，上联作者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对国学不甚了了。如“你配姓赵”，不象吟诗作词，倒象舞枪弄棍。但既然“伟大领袖”也曾“不须放屁”，我辈生在红朝，长于革命，当不妨效颦于后。兹聊续下联，送别紫阳：“华夏数度惊变，恰逢六四无君。血染京畿腾飞鹏鸟，伊愧唐皇”。
注释：
（1）这几句语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手头没有书，引述可能不确。中宣部如还有记得这本书的朋友，望不吝赐教。
（2）杨继绳，2004年。《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EPC出版社出版。转引自《前哨月刊》2005年1月号。
（3）师东兵，1998年。《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438页。香港：港龙出版社。
（4）张良，2001年。《中国“六四”真相》，365页。香港：明镜出版社。
（5）师东兵，1998年。《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432页。香港：港龙出版社。
（6）Zhang,
Baohui. 1994. “Corporatism, Totalitarianism, an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7 No. 1, pp 108-136. Sage Publications,
Inc.
（7）高文谦，2003年。《晚年周恩来》，581页。香港：明镜出版社。
（8）这点可参阅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千里跃进大别山”等章节。毛毛，1993年。《我的父亲邓小平》，494-523页。台北：地球出版社。
（9）高文谦，2003年。《晚年周恩来》，576页。香港：明镜出版社。
——《动向》2005年3月号刊发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