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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按:由于线人这一行的性质,能透露出来的信息很少,一方面保密的封口令,另一方面的不光彩,使得当事人收口。本文是个很有揭示意义的例证,以我个人与共产党秘密特务周旋的经验,可以认定作者是说了实话的。

从文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几乎利用一切手段发现的消灭反对势力和个人,手段上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包括伪装成反对派的诱饵,不要以为被判过刑的就是真民运,这里面水深得很,一方面可以伪装判刑打入民运,另一方面可以威逼利诱策反。出身论无论反正都不可靠。海外民运被充分瓦解就是另一个例证。

与那些浅薄文人叫骂国内犬儒相反,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相反而是多如牛毛。只是因为缺少必要的帮助和训练,才没有成功。从这段记述中也可以了结一段公案,就是文革中有没有人民自发的反抗,而不仅仅是奉旨造反,只反坏官,不反皇帝。那些深受共产党集权压迫的人,都利用机会反了,只是被镇压了。只留下获得造反许可证的傀儡而已。

著者能够良心发现,忏悔自己的罪恶,是一件好事。宗教的忏悔可以帮助人们从自己的道德堕落中获得解脱,道德从良虽然不能挽回罪恶,但至少可以减少罪恶。

 

 

                                                           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

                                                                    作者:陈沅森

血泪的忏悔 愤怒的控诉
——现身说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杀千万同胞的秘辛

【作者按】这里敍述的是真人真事,涉及无须隐讳者和已故人士,均用真名实姓;须隐讳者和未亡人,多用拼音字母或姓氏代替。

【内容提要】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曾经出现过多如牛毛、旨在推翻毛泽东和中共暴政的人民起义;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疯狂“大跃进”、饿死4000多万农民之后,形成了一个起义高潮和当局镇压高潮;

中共把这些人和这些小型组织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

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完全是毛泽东荒谬绝伦的政策逼出来的;

中共把这种“思想异端”、“不同政见”的大量、小型人民起义(即政党活动),视为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头号“罪行”,绝对不能让他们联合起来形成滚滚洪流,务必各个击破,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共用“组织反革命团体罪”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进行打击,其打击面之广、打击力度之大和判刑之重,远远高于杀人越货、纵火投毒、强奸抢劫等刑事犯罪;

当年,只要敢于把常识、常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

中共用“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来打击、消灭这些单独、分散的个人和几个人的小组;

采用的法西斯手段是:“群众专政”、“突破薄弱环节”和“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群众专政”实质上是通过洗脑、利诱、胁迫全体大陆人民成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以捍卫毛泽东的权力为头等大事和“光荣”任务;

如果破获100万个“反革命组织”,“碉堡”内就曾出现线人100万人次,而“反革命组织”的数量远远超过百万;

中共指使、鼓励特务和线人“引诱犯罪”,把手无寸铁的“思想犯”、“言论犯”、“良心犯”当作“真老虎”、“恶老虎”来打;

大约从1964年开始,中共实行“反革命组织罪”“首犯(发起人)一律处决”的新政策,原因是:“经验证明,这些人死不悔改,刑满释放后,继续从事‘反革命’”;

当日常性、持续性的扑杀仍无法镇压反抗势头时,便开展“一打三反”以“运动”的方式大规模集中扑灭燎原之火;

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组织,统统在萌芽状态就被中共公安机关破获,毫不留情、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了;

中共认为,“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办几个劳改工厂、劳教农场就是;

公安部门的“执法”手段为:极少量公开逮捕,大量“密捕”;

进一步采取“密诉”、“密审”和法院秘密判决,除极少数在破案过程中群众已知晓的、“对广大群众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张贴布告外,其余一律不出布告,严格保密;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进行了大量秘密处决;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存在大量冤假错案;

时间跨度从1951年2月21日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始,到1997年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前后持续46年多;

《刑法》中“反革命罪”删除后,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继续迫害中国人民;

半个多世纪,前后一共关押、劳教、劳改数千万“反革命份子”;

其历年公开处决、秘密处决、害死、逼死、瘐死的“反革命”总人数,没有统计数字,估计至少1000万,可能达到2000万;

党、政系统全面特务化的中共,将“日常化、合法化杀人”作为“国家机密”,封锁新闻,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导……

中共政权对治下人民这种政治迫害和群体灭绝,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国家犯罪”!

(1) 问题的提出:为什么没有“人民起义”?

我来加拿大后,曾多次、分别与两位华侨老学者进行了交谈。他俩来自台湾,都是国民党员,年过花甲,定居满地可30余年,均已退休,安享晚年。

一位台大政治系毕业、在西欧某大学获得“博士”头衔的老先生亲共,去年曾应邀参加中国驻加大使馆举办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座谈会”。这位老兄侃侃而谈“毛先生的文韬武略,不谋私利”之后,质问听众:

“你们说毛泽东坏透了顶,我不相信!那么坏,人民为什么不起来推翻他?中国大陆过去和现在没见人民起义,可见他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坏。”

另一位McGill大学经济系学士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坚决反共。他说:“共产党毫无信义,贻祸中华,我这辈子永远不会相信他们!”话题谈得比较深时,他皱着眉头,带着深深的遗憾问我这位在共产暴政下偷生52年的幸存者:

“共产党、毛泽东十恶不赦,罪行累累,人民为什么不起义推翻他们?”

我心情沉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顿地回答:

“偶—语—弃—市!”A注1‵

我向他解释说:“在古代,自秦以来的暴政王朝,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人在街头交头接耳议论,就会被官府的密探抓去杀头;在血雨腥风的毛泽东时代,即使是在自己家里与朋友聊天,也会被邻居“张着耳朵包打听”的老大娘、老大爷偷听去,轻则惹上牢狱之灾,重则招来杀身之祸。

“在共产党罗网致密的统治下,不容许有街坊邻里眼中的陌生男性成年人频繁出入,不容许来历不明的三朋五友经常聚会。国民党时代是‘茶楼酒肆,莫谈国事’,茶楼酒肆以外的地方,谈谈国事,没有密探,是安全的;共产党时代则是‘随地随时,莫谈国事’,在自己家里聚会聊天都不允许,哪能组织群众掀起‘起义’大潮呢?”

这位老学者听了点点头,表示略有领悟。

两位年长的学者从正、反两面提出同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有自主见解,有分析能力的学者尚且如此,更遑论一般普通民众;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闻所未闻,匪夷所思。推而论之,西方人、西方学者,包括汉学家,都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

“共产党、毛泽东既然那么坏,中国人民为什么不齐心合力去推翻?”

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的重大问题,在我个人狭窄的视野和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发现详细研讨、论证的专题文章,只有天才的学者杨小凯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有几段生动的论述。摘要如下:

一九六○年代中国政治极端黑暗,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荒谬绝伦,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被这种昏庸无能刺激出参政的兴趣:“让我来治国,比这种搞法一定会好千万倍。”当时很多人被划为“黑七类”,受到极不公平的歧视和迫害,“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情绪相当普遍,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一九七○年的 “一打三反”运动把这类“革命”活动几乎全从肉体上消灭了,一些优秀的从事革命的职业政治家被当局当作政治隐患而枪杀。这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使我触目惊心……社会现代化进程已使传统意识的革命几乎不再可能。

……在现代化铁路运兵条件下,当年的武昌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现代化报纸、电台也使一个专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社会舆论……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杨小凯的上述论述极其精辟,概括了当年的残酷现实。这里重点要注意三句话:

第一句:一九六○年代中国政治极端黑暗……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

小凯先生的用语是非常精确的,“牛毛”你数得清吗?数不清。当年不是没有“人民起义”,而是萌发了“数也数不清”的“人民起义”。隋朝末年,“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就把暴君隋炀帝灭了。60年代“多如牛毛”的“人民起义”,为什么没有一家取得成功呢?原来——

第二句: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组织,统统在萌芽状态就被中共公安机关破获,毫不留情、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了。

第三句: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

“绝大多数中国人”和“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也就难怪上述两位华侨老学者不知情了。

如果请杨小凯先生为此写一篇专题,我想一定会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精彩纷呈。可惜天妒英才,不假小凯先生年寿,这一问题在他头脑中鲜活的答案随着他英年早逝而灰飞烟灭。这样,揭露这一问题真相的历史重任就落在我们这些“后死诸君”的肩上了。

前面介绍了街坊邻里的老大娘、老大爷,协助共产党进行特务统治的大致情况。那么,人们要问:这些原本善良的老大娘、老大爷怎么会心甘情愿充当中共的帮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共在“解放”后对基层社会的设置和控制情况。(待续)


A注1‵偶语弃市——又作“喁语弃市”,喁(yś),小声说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时颁布法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杀头),以古非今者族(诛三族)。”

(2) 毛泽东的发明专利——“群众专政”

“革命”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可怕辞汇,自清末以来,在长期稀里糊涂的流传下,变成了一个“笼罩着五彩光环的褒义词”,人们从不考究它的原始意义,只知道“革命”光荣,“不革命”可耻,“反革命”有罪。于是,人们纷纷参加以“革命”为名义的队伍;于是,“革命队伍” 壮大起来。

“革命”队伍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许多“理想主义者”,混入了一些“机会主义者”,还有数量庞大“被欺骗的群氓”。当“理想主义者”抛头颅、洒热血,成百上千万群氓用白骨堆砌成通向权力的台阶,最终登上权力的宝座和享用革命胜利筵席的,必定是玩弄权术、惯耍阴谋诡计的机会主义头子。——这是革命的铁的规律。

良知尚未完全泯灭、学问多得昏了头的人,是无法坐稳“革命领袖”宝座的,陈独秀、瞿秋白等便是明证。只有那些熟稔改朝换代历史规律,深入社会底层在“黑社会”运作中游刃有余的小知识份子,如“泗水亭长”刘邦、“流浪汉”赵匡胤和“皇觉寺的小和尚”朱元璋之流,才能掌控错综复杂的农民起义大方向,扫平群雄,变无序为有序。于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晚年自省,一辈子祗做了所谓“建政”和“文革”两件大事。有识之士指出,毛泽东一辈子实际上只做了一件大事:为他自己夺权、掌权、登基,做不戴皇冠的现代皇帝以及消灭党内、外政敌,巩固皇权直至寿终正寝。

这种从一开始就目标十分明确的枭雄,头脑特别清晰,他的思维与众不同,总是独树一帜,一切行动都服从这一终极目标。例如,1927年毛泽东掀起“湖南农民运动”,搅得天昏地暗,鬼哭狼嚎,血流成河,意在乱中夺权。由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失败了,但积累了经验,懂得了“抓枪杆子”的重要性。又例如,抗日初始,彭德怀等中共将领纷纷要求上前线打日本,毛泽东却发出一连串指示,暗中制止八路军当“抗日英雄”,千方百计回避日军锋芒,让蒋介石和日本人打得两败俱伤后,再去摘取胜利果实——夺得全国政权。于是,在毛泽东的掌控下,1936年汇集陕北的各路红军人马两、三万,到“八年抗战”结束的1945年,发展到拥有两、三百万军队,扩大一百多倍,积蓄了与蒋介石逐鹿中原的本钱……

夺得政权,分享胜利果实的中共其他领导人,无不钦佩这种“领导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远见卓识”,自愧弗如,只能衷心拥戴。

于是,“解放”后又按照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开展一系列运动,构建新的社会基础,打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桶江山。

“解放”后的第一场运动是“清匪反霸”。从1946年开始,中共每“解放”一个地方,便留下一支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和文宣人员,结合地下党,组织当地贫苦农民 “清匪反霸”。“清匪反霸”是战争的继续。在“清匪反霸”过程中,消灭持枪的敌人,杀戮“暗藏的反革命”,“以杀树威”建立地方政权。1949年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立即开展“土地改革”,紧接着进行“镇反”、“三反五反”、“取缔反动会道门”和“肃反”等一个个血腥运动,目的都是肃清前政权的社会基础,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中共重点打击和消灭的是“历史反革命”。所谓“历史反革命”是为前政权服务过的人员、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等。在上述运动中杀戮的“历史反革命”没有统计数字,估计是大几百万。[注2]

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无业游民、流动人口是颠覆政权、改朝换代的最大力量源泉。[注3]为巩固共产党(实际是他个人)的统治,坚决消灭游民阶层这一隐患。于是,他设计和实施了一整套用法律的、制度的、行政的手段锁定人的方法。其具体做法是:用严格的户籍制度、基本生活物资(粮、油、布等)配给制、遍布城乡密如蛛网的党支部、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里弄居委会、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企事业单位人事档案制度等,把每一个人(包括执行者)牢牢地捆绑在一个固定位置上,老老实实干活,为中共奉献剩余价值……任何人都无法离开这个赖以生存的系统,一旦离开,无钱无粮,乞讨无门,只有死路一条。建政后一系列运动消灭了富人,每一个人的劳动收入,在省吃俭用的前提下勉强维持家庭生活,没有什么积蓄,避免了有钱人用大笔资金支持造反起义。除必要的获得批准的(如干部调动、投亲、招工、参军)之外,将人口自由流动率降到零,并不准乞丐存在。这样,就从根本上堵死了境内起义造反的门路。 ——这种“画地为牢”的制度创新,比前朝“保、甲连坐制”更有效,确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于“消灭乞丐”,50年代初报刊杂志总是歌颂“新社会制度好”。到60年代,饿死4000多万农民仍不准饥民逃荒,不惜代价地在城乡交界处设卡围追堵截,抓捕成千上万的饥民遣送回原籍活活饿死,一再逃荒者和聚众闹事者,送劳教、劳改。一般认为这是避免到处出现乞丐,损坏了党的“光辉形象”,给社会主义“抹黑”。殊不知“伟大领袖”的深意:如果听任农民逃荒,只要松一点口子,由成百上千很快发展到成千上万,数十万,数百万……遮天蔽日如蝗灾般的饥民形成滚滚洪流,所到之处扫荡一空,必然有“陈胜吴广”站出来加以利用,形势发展到那一步就由不得你共产党了……所以当年来自中央的死命令是:发现逃荒的,不管饿死不饿死,无论男女老幼,见一个抓一个,坚决遣送回原籍!

毛泽东十分清楚,实行“阶级斗争”高压政策,“历史反革命”杀戮得差不多了,又会冒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为巩固政权,绝对不能让各地的反抗力量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务必各个击破,消灭在萌芽状态。

关键在于掌握和控制社会基层,设置一种“自动识别的报警机制”去发现这些刚刚冒头的反对势力并及时扑灭,不让他们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于是,“阶级斗争”大师毛泽东又展现他的创新天才,发明和实施了“群众专政”。

毛泽东设计、实施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真值得后人好好研究。这种制度除了按“条条”划分,如从上至下的党、政、军、工业、农业、财贸……“一竿子插到底”的系统之外,同时按“块块”分割,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层层落实,直达基层。城市最终落实到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农村最终落实到生产队。

城市的具体做法是:将家庭妇女、居家老人组织起来,成立“居民委员会”。居委会除设置主任外,还设置治安、宣传、卫生、劳动、青年、妇女……等委员,按院落、里弄设置居民小组,指定或选出组长,将责任层层落实到人。那些婆婆姥姥,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一辈子被人瞧不起,现在“解放”了,不管官职怎么小,好歹有顶“乌纱帽”,便特别起劲。然后对这些人不断宣传,长期洗脑,报纸电台,大会小会,天天宣讲“党和毛主席”“伟大、光荣、正确”,人们不知不觉便接受了,在头脑中形成先入为主的概念。其次,大力鼓吹“社会认同”,上述主任、委员、组长等芝麻官,都是“出身好”或“出身比较好”的,开会或个别谈话,党员干部反复说“你们是可靠的”,“党是信任你们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之后,拉一派打一派,谁都想靠近主流社会,谁都不愿意划入“阶级敌人”范畴。第三是树立对立面,筛选出一批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其他问题的人,戴上“四类份子”帽子,交群众管制、监督,成为看得见的 “阶级敌人活靶子”,经常召开大会小会,批判斗争,人人都可以唾駡他们。最后是经济实惠,‘升学招工招干征兵’指标下来,优先安排这些人的子女;上面拨下来的各种慰问款、补助款、奖金或某些劳务收入,或明或暗分配给这些积极分子……洗脑就是消灭良心,利诱就是违心的动力,于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些小脚老太太、白须白发老大爷,布满街头巷尾,以“维护治安”、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为藉口,睁着一双双警惕的眼睛,不知不觉地成为中共的告密者和帮凶。由于 1950年代初,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许多人缠过脚,便荣膺了一个戏谑称号:“小脚侦缉队”。

这种罗网致密的社会结构,不容许街坊邻里眼中的陌生男性青年频繁进出。你敲开朋友的家门走进去,一次、两次不以为然,次数多了,便有人关注;一句牢骚、半句怪话,落到婆婆姥姥竖起的耳朵里,就是线索。“密报”经治安委员或街道党支部,汇报到派出所,便有人跟踪到你的住处,再通过当地派出所了解你的出身、经历,人际交往情况,分析你到朋友家访问的目的。如果出身“不好”的家庭出出进进的人次较多,就升级为公安局严密监控的对象了……这样,只要有反对共产党的思想萌芽,只要酝酿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开展最初几次联络活动,很快就会被当局发现。——这种严密监控一切人言行的基层社会,把监管“阶级敌人”的权力交给了群众,所以叫做“群众专政”。

毛泽东将法西斯统治发展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缜密、最精细的地步,建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完善、最有效的监视、告密系统,用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群众专政”的实质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全民皆特(务)”——全体大陆人民沦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以捍卫毛泽东的权力为头等大事和光荣任务。(待续)


[注2]: “几百万”的“几”,可以是1至9,“大几百万”的“大几”,则不是1、2,甚至不是3,而是一个更大的数。

3)“反革命”为何“这么多!”

毛泽东是“不断革命者”,在执政期间掀起的“运动”重重叠叠,一个紧接着一个。除上面例举的建政初期的几场血腥运动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每一场运动都随着毛泽东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駡而起起落落,每一句口号化成的行动都“劳民伤财伤人死人”,使生产力倒退。

毛泽东头脑发热、权欲膨胀,幻想充当“世界人民的领袖”;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独断专横、胡言乱语;他听不得半句逆耳忠言,动不动就批判、斗争,置人于死地;他一贯运动群众,仿佛从来不知道老百姓需要的是安居乐业;他乱指挥、瞎折腾,将战争时期的“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等经验强制性地生搬硬套到建设领域,种种倒行逆施导致1960年代经济崩溃,城市陷入半饥饿状态,农村活活饿死4000多万农民……

恶劣的政治经济形势酝酿出一个普遍的思想浪潮:“这样不顾人民死活、昏庸暴戾的统治者,还能容忍他继续为非作歹吗?”于是,“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反革命小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了。

当年大肆鼓吹的文艺作品,如《青春之歌》、《红岩》……电影《小城春秋》、《永不消逝的电波》……许多都是歌颂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如何与国民党斗争的。青少年有样学样,启发了他们“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加上“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等传统文化薰陶,想“造共产党的反”的人越来越多。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在于这种制度允许人们追逐金钱……减轻了人性中其他更危险的冲动。如果不让人追逐金钱,更多的人就会追逐权力。[注4]

当年,毛泽东不允许人们追逐金钱,却在报刊、电台上大肆宣扬“中共X中全会”的盛况,反复播报长长一串中央委员名单,让全国人民的目光聚焦于中共政治舞台,助长了年轻人介入政治,追逐权力的欲望。

以上就是20世纪60年代“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前仆后继,多如牛毛的诱因。可以负责地说,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完全是“官逼民反”,是毛泽东荒谬绝伦的政策逼迫出来的。

这些“反革命小集团”模仿国民党时代的共产党员开展地下活动。殊不知“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共产党,手段比国民党毒辣一百倍,“群众专政”早已张弓布网,严阵以待。由于消息封锁,所有小型组织之间互不通气,互不知情,缺乏理论指导,缺乏经验教训的积累,缺乏高人指点,于是,一批批全凭热情、冒失莽撞的小伙子,纷纷扑入了“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

随着毛泽东“阶级斗争”越抓越紧,政策越来越“左”,矛头指向扩大到“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从1959年开始,设置了严格的“升学政审”制度,将大量“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排除在大学、中学的院墙之外。

我家出身“官僚地主”,祖父逃港,父亲“右派”……1959年高中毕业于湖南师院附中文科实验班,成绩优异,由于学生档案袋的封皮上盖了“该生不予录取”的蓝色印章,被无端剥夺接受高等教育权利。

从1959 年到1966年,“升学政审”筛弃了一大批具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学生。“文革”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更让所有学子浪费青春,在最渴求知识的年龄段失去校园。紧接着“上山下乡运动”将1600多万知青赶到贫穷落后的农村,以至于出现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文化断层”和“人才断层”。——毛泽东应对“灭绝民族文化”、“扼杀几代人才”负完全责任。

这些天真、幼稚、单纯的莘莘学子,失去校园后满以为可以通过自学找到出路,听一听某公安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知青时的一段呵斥之词,你会不寒而栗:

“你在自学?学的是什么?全部是封、资、修的反动书籍。根据你的家庭出身和表现,大学不录取,就是党不培养你,党不叫你读书。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老老实实劳动,在劳动中好好改造自己,业余打打扑克,下下棋,那才叫听党的话。而你和党对着干,不叫你读书,偏偏选择自学,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自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学到一、两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领,然后等到适当的时机,向党进攻!你自学越发奋,就越反动!”

按照这位公安的逻辑,自学都成了一种严重的罪错。

通不过“政审关”的知识青年,一般都把“落榜”单纯看作是“不让进学校”。事情可没那么简单,紧随“落榜”而来的,是街道居委会的另眼相看——“群众专政”的阴霾,已悄然笼罩到了头上。

对于家庭出身“不好”、升学无望的青年,“招工、招干、征兵”统统没份,自己找到工作去街道办事处办“劳动手续”,还故意刁难,百般阻挠,甚至无理拒绝。

1960 年,中南矿冶学院某实验室需要一位高中毕业生管理仪器和化学试剂,父亲认识的一位教授推荐我去应试,并将我的家庭情况预先向室主任通了气。笔试、面试合格后,只要办个劳动手续,就可试用,今后还有望转为正式职工。派去办手续的人事干部遭到一顿抢白:“这样出身的人,你们敢用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将来他利用职务之便投毒,谁负责?到时候别怪我们没打招呼。”——结果录用了办事处推荐的一位“出身好”的女初中生。

许多通不过“升学政审关” 的落榜生,被用人单位以同样的理由筛弃,就业无门,只好在家里呆着。呆两、三年算少的,呆七、八上十年,甚至最终失去生存能力的,都有。父母自责自己的问题影响了儿子的前程,体谅儿子的困境和心境,只要暂时有一碗饭吃,便大家匀着吃,不催促儿子外出找工作。更有部分家长提供条件,鼓励儿子自学。但儿子大了,早已超过18岁年龄,不能自食其力,老是吃父母的,内心不安,惭愧之余烦闷、焦躁、气馁,前景一片黑咕隆咚,看不到任何希望,哪有心思长期坚持自学?[注5]

所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给出路”的政策,全是党的高层和报刊杂志杜撰出来的漂亮说词,哄哄骗骗,纸上谈兵,无法落到实处。基层干部“宁左勿右”,对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另眼相看,毫无同情、照顾之心。社会刻意逼仄他们的生存空间,被逼精神失常变成疯子的,被逼自残自杀的,时有所闻。部分家庭较困难的青年,只好放下身段去挑土、拖车,沦落为最下层倍受冷眼的纯体力劳动工人。据说,北京某些地方还有一种更严厉的“不允许失业”政策。青年人失学、失业后在家里,“靠父母养活,呆上三两个月,就有了上门的,让你去北京郊区或其他地方的农场务业”,终生当农民。[注6]

当年闭关锁国,出国无门,许多想不通的,难免怨恨、诅咒共产党及其罪魁祸首毛泽东,向南偷渡香港,向北投奔苏联,少数人取得了成功,大部分被抓捕,沦为“叛国投敌”的“反革命份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青年更增添了一种难以启齿的苦闷,成熟后的性饥渴。眼见邻居同龄人出双入对,自己工作无望,前景渺茫,哪有资格谈情说爱?更何况经过 “党的长期教育”,姑娘们都“提高了阶级觉悟”,认为嫁给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等同于判处无期徒刑。明知这些英俊青年才华横溢,但只能敬而远之,慕而隐之,不敢言嫁。

长期郁闷积累的潜能,趁“文革”爆发得到了释放的机会,有些人被潮流裹胁,丧失理智,不顾一切树起造反大旗,自封“司令”、“政委”,横冲直撞,参与武斗,寻仇报复,逞一时之“革命欢快”。

“文革”是毛泽东继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后新一轮“阳谋”,当启用“革命小将”重新夺回他癔想中丧失的权力后,造反派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运动中的运动”接踵而来。毛泽东不怕“乱”,他明说“乱是乱了敌人”——“文革”中不少人暴露了反共思想,不少人在乱中采取了行动。于是,在上述“运动中的运动”中,许多“出身好”杀了人的“联动份子”,得到了宽大;最倒楣的仍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以“莫须有”、“张冠李戴”的罪名,判刑劳改,饮恨刑场者比比皆是。[注7]

“群众专政”的作用是发现线索,但线索发现之后,中共公安是怎样破获一个又一个“反革命”组织的?他们采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一共杀戮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本文试图以亲身经历,采用深深忏悔、现身说法的形式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初步解答,期盼引起广泛注目,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待续)


[注4]见2006-1-25《新世纪》网路 陈翰圣《凯恩斯、邓小平及中国的资本主义》。

[注 5]全国有许许多多青年自学成才,我所知道长沙自学成才的范例是:曾在长沙某工厂当仓库保管员的李慰萱,业余自学数学,在“图论”方面有所创新,被长沙铁道学院破格录用为教师。我母亲(小学教师)的学生何其美,初中毕业后下到江永县穷乡僻壤,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解3000道微积分难题,侯振挺教授阅卷后称:“不但答案全部正确,而且解题思路具有数学思维内在的逻辑美。”何其美在长沙铁道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被聘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师,应该早升教授了。长沙一中学生杨曦光,1968年(未满18岁)因写《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刑10年,在农场劳改时,向众多“牛鬼蛇神”中的高级知识份子学习高等数学、英语等,出狱时,已超过大学本科毕业水准(出狱后恢复原名杨小凯)。

[注6]同[注3]蒋泥在《什么力量左右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见2006-03-30《观察》网站。

[注 7]我与“湘江风雷金猴战团”司令陈本望有过一面之缘。当年,这位英俊知青身着军装,腰里别着手枪,带着同样一身戎装的漂亮女友,威风凛凛,令一般人羡煞。1968年,陈本望在“长沙市军管会”一次镇压五、六十人的大屠杀中被处决,布告上的罪名是参加武斗,在汨罗什么地方抓到一青年,手下人问他打不打?忙得焦头烂额陈本望听说是共青团员,随口回答了两个字:“正打!”结果执行者下手太重打死了。这条人命算在陈本望身上,因为他下达了“正打”命令,便以血来偿还(好像动手的人也枪毙了几个)。其实,“正打”只是“文革”中兴起的一个口头禅似的长沙方言词语,后遭淘汰。如果法制正常,允许律师辩护,陈本望虽有责任,但不至于“二字判死刑”。共产党当局的对“造反派”的报复,可见一斑。

4) 祸从天降

1963年,我在长沙市河西岳麓区杜家塘小学当代课教师,教六年级语文。6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正在整理学生的作业本,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走到教室门口说:“小陈老师,有位同志找,你到小办公室去。”

我心里一惊!

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那间小办公室是学校党支部召集党团员、积极分子商讨机密的地方,出身“不好”的代课教师从来没有涉过足,为何叫我到那里去?

急速闪出的第二个念头是:什么“同志找”?学校领导亲自来传唤,一定有重要事情,猜想可能是个外调干部。[注8]

领导的传唤便是命令,我忙走到小办公室,轻轻推开虚掩的门,看见一位黄黑色国字型脸膛、脸上有两块小巴痕的中年干部。我站在门口,他用严厉的目光审视我,语调生硬地问“你就是陈沅森?”不待我回答,又急切地命令:“跟我走一趟!”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几乎失去知觉。那年头,普通老百姓夹紧尾巴做人,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惹是非……这个干部通过领导而来,态度如此蛮横,凶多吉少,看来,“是非”想躲也躲不脱地降临到头上了……

不容思索,要尽量表现出“服从”和“老实”,根本没有考虑问他是“什么事?”“到哪儿去?”

我定了定神,稳住身子,按照他的命令转身朝外走,他跟在后面,像押送犯人一样。

走出校门,他在我身后问道:“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不知道。”我小声地回答。

“我是公安局的,跟我到派出所去!”身后传来恶狠狠的声音。

我的脑袋又“嗡”的一声炸开了。当年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公安局,不是必不得已要办的事,谁都不愿跨进那座衙门。——我到底惹了什么祸,犯了什么法,要押送我到那个鬼见愁的地方去?

真是祸从天降!

虽然害怕,惊恐,但理智还是令我作出了瞬间分析:自高考落榜流落社会底层以来,从没有做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事,也没有与别人议论过毛主席,总不能无罪抓我……有了这一念,才稍微平静一点,用平稳的步子走进了左家垅派出所。

公安把我领到一间坐了五条汉子的房间里,令我坐在他们对面一张小靠椅上,他自己也在一旁坐下来。

六位公安便衣呈半圆弧围着我,一个个虎视眈眈,如临大敌。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我颤颤兢兢,如坐针毡。

天气有些燠热,坐在中间那位胖子穿着球背心,上面印了“长沙市九中”字样。他摇着一把大蒲扇(那年头没有电扇、空调),大喇喇的派头,显示出他是这里的“头”,且“官位”不小。

待我坐定,胖子用蒲扇指着我,严肃而又坚定地说:

“今天叫你来,不是没事,而是有事。你要端正态度,好好向政府交代问题。”

硬邦邦的当头棒喝!发话的人是一位操生杀大权的公安高官,他代表的又是操生杀大权的“人民政府”;他用无可质疑的语气肯定你“有问题”,证明他已经抓到了你的“辫子”(证据)了。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出了疏漏,竟然惹上这么大的祸!此时此刻,必须冷静下来,竭尽全力认真对待。“天”已经塌下来了,初始阶段的惊恐过去,反而平静了一些。

首先,我必须端正态度,俯首贴耳、老实恭顺、声音低八度。经过瞬间回忆,我确实想不起哪个地方出了纰漏。

公安首长的问话,是必须回答的。

但我确实想不起应该交代什么问题,不能回答“是”,只好点点头,表示“听到了”,“知道了”。

……

就这样,我落入了长沙公安的罗网。

从上面的细节敍述中,人们可以看出当年公安的权力是何等巨大,他们是何等专横、霸道!人民在他们面前,简直就像小鸡遇了老鹰,老鼠见了猫,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的掌控。

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审问中,公安总是强调我“有问题”;我则耐心地反复申述自己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没干坏事。几个回合下来,公安在怒斥我“不老实”、 “不坦白交代”的同时,大约也看出我的态度是合作的,而不是故意顽抗,便改变策略,按他们的审讯程式,开始追查我的朋友、同学和熟人。

这个好办,反正没有不可告人的,一一告诉他们就是。于是,我一个一个报名字,他们一个一个作记录: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家庭出身,个人简历……在审讯中,我发现公安对两个人比较感兴趣,一个是我的同学Z君,一个是W姑娘。[注9]反反复复审问这两个人,于是,我恍然大悟了:啊,公安是奔这件事而来!

(5)“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湘江流经长沙,把城市劈为两半,河东为主城区,河西岳麓山下大专院校林立,为风景文化区。

我在河东小学代课时,认识了同是代课教师的W姑娘。当年她18岁,肌肤白皙,身材窈窕,聪明能干,很有个性,但不是那种一见就令人倾心的佳丽。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师长,在昆明劳改。因家庭问题,初中毕业考高中,学校便不予录取了,只好代课谋生。她也爱好文学,常常与我交换书籍,交流读书心得。我到河西代课后,因交通(当年大桥还没修,用小火轮摆渡)、通讯(没电话,靠邮传)不便,往来便少了。

我的同班同学Z君,高中毕业时患肺结核没有参加高考。他的家庭出身大地主,见出身“不好”的同学纷纷落榜,便失去了参加高考的信心,在河东某印刷厂职工业余学校当教师。Z君“生平无大志,只愿小安康”。他酷爱旧体诗词和毛主席诗词,常常与我切磋琢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的思想基本一致,不大注意时政,也不喜欢叽叽喳喳议论社会弊端。他是我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这次审讯前不久的一次会面,Z君曾小声透露一句:“W姑娘与几位青年来往密切,可能在搞组织。”

我听了像木头一样,毫无反应。既没有追问“哪些人?”“搞什么组织?”因缺乏经验,也没有说应该回避,疏远他们。反正当时听了就听了,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反感,像春风吹马耳一样,过后便忘记了。

从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可以看出,当年我确实没有一丝半毫反党思想。尽管家庭经历“土改”没收,父亲划右,自己被剥夺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我仍然毫无怨言,内心还是拥护共产党,拜服毛主席的。从1949年开始,受党十多年“教育”,“共产党、毛主席伟大、光荣、正确”天天响在耳边,深入脑髓。读小学五年级时,发现父母“思想改造”带回的一堆书籍中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囫囵吞枣地读完后,感觉共产党、毛主席真伟大,钦佩得五体投地。我还记住了作者 “胡乔木”这个名字。

当年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一个这样伟大的国家,帝国主义不敢欺侮我们了。现在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搞建设,人人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千万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大家齐心合力国家肯定会建设好,国家建设好了,家庭和个人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我(崇)拜服(从)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恍然大悟后,我心中有“数”了。原来公安发现了W姑娘和那几位青年“搞组织”的蛛丝马迹,包括Z君在内,甚至认为我也可能参加了。

这是天大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性命攸关!

当年,“反革命”是政府严厉打击的头号罪行,人们最怕受到牵连,谁也不敢沾边。“知情不报”也“有罪”,当局要求每一个老百姓听到“反动言论”,发现“反革命份子”,都要及时报告,否则,就犯了隐瞒包庇罪。

想到这里,我心里着急起来。如果Z君不讲那句话给我听,我是百分之百的不知情,在回答公安审讯时,态度就会坚定一些,但偏偏听到了那句话。想到公安今天是有的放矢,有备而来,心里就虚了半截。

父亲划为右派后曾告诫我:跟共产党打交道,绝对不能讲半句假话,共产党有能耐把事情的真相弄得一清二楚,甚至可以再现当时的现场,讲假话被戳穿后,罪加一等。

心中有“数”之后,父亲的教导立马响起在耳边。那时候年轻,缺乏经验,素来不喜欢撒谎的我,哪里是几位破案经验丰富的公安的对手?在目光犀利的穷追紧问之下,隐瞒不住,终于败下阵来,只好用低头认罪的态度供认:

“前不久,我听Z君说,W姑娘和几位青年,可能在搞组织。”

几位公安听到这句话,大为振奋。胖子得势不饶人地说:

“是吧,我说你有问题,你不承认,企图在政府面前耍花招,一口咬定没问题。现在怎么样,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满面羞惭,哑口无言。

抓到突破口之后,公安乘胜追击,重点问话是:

“你参没参加?”

“你知道还有哪些人参加了?”

“有次游岳麓山,你去了没有?”……

这些问题都依据事实一一回答之后,威胁、恐吓的话,像连珠炮似的一句句向我砸来:

“你说你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听到有人搞组织,不向政府检举揭发?”

“你明明知道自己有问题,不但不检举,我们来找你,还继续隐瞒,与我们兜圈子,和政府对抗。”

“放着正路不走,包庇反革命份子,硬要往刺蓬里钻(长沙方言,意为‘往绝路上走’)!”

“一口咬定自己没有问题,负隅顽抗,不见棺材不流泪。”

“知情不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知情不报,该当何罪?你自己说说。”

“就凭这一条,判几年,你没得话说。”

……

当公安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Z书记到底是谁?”“Z书记是不是Z君?”“他是不是头头?”“Z书记是什么书记?”“Z书记作的总结报告内容是什么?” 时……回答就比较难了。一来,我不知W姑娘新结识的几位青年中,有没有人姓Z?二来,“Z书记”“作总结报告”时,我不在现场,没听到;三来,“Z书记” 如果是我的同学Z君,作“过多解释”反而有包庇之嫌。问来问去,最后,我说了一句:

“这些问题,你们今后都会清楚的。”

胖子听了这句话很高兴,立即逼问:

“那么,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公安已经做好一个“套”,逼迫你往里面钻。他们不说要你做什么,而是要你自己说出来。

“……”我低头沉默不语。

“怎么,哑了?”见我好一阵没吭声,胖子问道。

明明是要我当特务(线人),出卖朋友,这是江湖上最忌讳的事。几次犹犹豫豫,在紧紧催逼之下,无法回避,只好低声说:

“协助政府把情况搞清楚。”

“对啦!”胖子的目的达到了,表扬道,“这样的态度就是正确的。我们找你之前,对你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看来还不是那种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出身虽不好,但愿意选择走正道,表现还可以。不过,也非常危险,如不加强思想改造,反革命份子就会拉你下水。政府今天找你谈话,是挽救你,把你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刚才你的表态很好,愿意跟党和政府合作,协助我们把情况搞清楚。你要端正态度,积极行动,立功赎罪。”

说完,胖子站起来把手一挥,出门上吉普车,一溜烟开走了。

后来才知道,这位胖子的官还真不小——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一科(政治保卫科,简称“政保科”)科长,是这个城市“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专职最高指挥官。

留下的L公安提示说:“明天礼拜天,你打算怎么办?”

“过河去会一会W姑娘。”

“很好,与政府站在一边没错的,抓紧办吧。”L公安交代,每次与对象见面后,当晚就要写出汇报材料,用平信邮寄给他,他将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走出左家垅派出所的大门,方知天色已晚。一阵凉风吹来,衣服粘在身上,方知我曾大汗淋漓,身上无一根干纱。

回到家里,父亲问我到哪里去了,源源本本如实以告。他思考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说:“W姑娘太岂有此理了,共产党是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还会让你们几个毛头小鬼占了便宜?几条小泥鳅,也想掀大浪!让他们坐几年牢,受一点教训也好,这事不能怪你。‘人在矮檐下,哪敢不低头?’你只能跟他们干,而且,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泄露机密,否则劳教劳改,死路一条。”——我在兄妹中最会读书,父亲不愿意看到他最疼爱的儿子判刑坐牢,只好同意我跟党和政府走。

实际上,公安是满有把握的,在这节骨眼上,不跟党和政府走,便是死路一条。没有干与不干的选择余地,摊上了,就得干,除非你不想活了;只要你想活下去,不想干也得干。

后来接触多了,一位公安得意地告诉我:“我们办的所有反革命案件,全都是突破薄弱环节,由内线提供消息,百分之百的准确破案。这个方法是史达林发明的,叫做‘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待续)


[注 8]:共产党的人事政策,要求把每一个人的历史搞得一清二楚。如发现疑点,就不惜一切代价调查访问可能的知情人。因此,那个年代外调干部特别多。经常有人突然来访,问些陈年旧事。被访问者一定要老老实实尽一己之所知,向党和盘托出。如有隐瞒,轻则受责,重则判刑劳教劳改,甚至有人为此丢了脑袋。

[注9]:1949年共产党来到后,人与人之间无论男女都互称“同志”,但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与共产党“同”过“志”;当年又忌讳称“先生”、“小姐”,因为那是属于“旧社会”“资产阶级的”;所以本文只好借用“君”称男性,借用“姑娘”称年轻女性。

6) 第一桩“反革命”案件

公安追查的“Z书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W姑娘把Z君和我,定为这个组织的重点发展对象。她家住原新安巷45号一栋老式木结构两层楼房的楼上,距离Z君工作的印刷厂很近。某天在她家聚会,便特地邀请Z君参加,介绍与那几位青年认识。几个幼稚、莽撞、对“群众专政”天罗地网毫不知情的年轻人,全然不顾一板之隔的邻居是否在偷听,便大发议论,大放厥词,抨击时政。

Z君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从开始到快结束时,一直坐着听。最后,禁不住W姑娘一再怂恿,勉强讲了几句,一伙人竟鼓掌欢呼:“Z书记作总结报告。”

公安接到密报,一听“书记”都有了,这还了得,肯定是条大鱼!于是,顺藤摸瓜,发现我与“Z书记”过从甚密,经过跟踪确认,调查研究,便率先突破我这个“一江之隔”的“薄弱环节”。如果我采取合作的态度,这个案子便十拿九稳了;如果我不怕死,不合作,立即秘密逮捕,关押起来,再寻找另外的“薄弱环节”,待破案后一并处理。那年头,政府“密捕”一个人,可以随便藉个由头,或者散布一些谣言,绝对不会引起这个正在筹建中的组织震动。

我承认,当年我的确“怕死”。20出头不多,人生刚刚起步,对“美好的未来无限憧憬”,哪里会想到遥远的“死”呢?

对我的人生来说,真是一场大不幸!向公安投降后,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线人(又称“眼线”,长沙话叫做“公安局的眼镜”),成为极权统治的帮凶,双手粘满了人民的鲜血,引起良心责备,终身痛苦和悔恨。成为线人后的“副产品”是,深入了虎穴,得到了许多中共滥杀无辜的秘密资讯。

人的命运不是“个人奋斗”所能左右的,天意如此,神的安排,个人无力抗拒。惟有在这种安排中,顺时应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补偿。历尽沧桑,九死一生,终于熬到今天,再不说出来就有可能把这些秘密带到火葬场去。因此,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将中共隐瞒了半个世纪的杀人秘辛公之于众。——即杨小凯先生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所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的、长达数十年的、黑暗中的持续大屠杀。

接下来就进入了“破案” 程序。按照公安的部署,我频频与W姑娘见面,很快,她把一号头目W君、二号头目S君的计划原原本本告诉了我。有一次,W姑娘遇到Z君笑着说:“陈沅森原来是个木脑壳,敲都敲不醒,这一向觉悟了,积极多了。”——W姑娘这句话证实了当年我确实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她用些什么语言“敲”我,“敲”了多少次?没有一点印象。

说实话,开始干“秘密工作”,“新鲜感”特强,很刺激,很积极。而且,有一种幸运感,搭帮在河西工作,公安才选中我,挽救了我,否则,这辈子就完了。古往今来,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潜伏着一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强烈愿望,都希望被主流社会接纳,赞赏。年轻的我,毫不例外。每次与公安见面,受到表扬鼓励后,心里都产生一种激动和感谢,立志把这“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献给党算了,为建成社会主义这座大厦添砖加瓦,感到无尚光荣!

为了把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培养成特务统治的线人和工具,中共不择手段地进行洗脑。在毛泽东时代,“出卖”一词被“汇报思想”、“向党交心”和“检举揭发”等党文化中的“褒义词”代替了。“出卖”,不再局限于人际间的恩怨情仇,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谴责,反而被官方推崇为“高尚的革命情操”、“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考验立场坚定与否”和“对党忠不忠诚的标准”;是生存和获得认同、赞赏的机会,是靠拢组织、争取进步的跳板,是自我感觉融入主流社会的渠道;上楼去梯,落井下石,栽赃诬告,阴谋构陷,互相撕咬,反目成仇,置他人于死地以求自保……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舞台上,成千万上亿桩出卖,演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恶劣、最丑陋的成千万上亿出人间悲剧,败坏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

W姑娘安排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一号头目W君与我见了面。暑假期间,W君特地到河西我家走访了一趟。我与父亲商量后他去走亲戚回避了。我准备了较好的饭菜(那个年代物资匮乏,能留客就餐就是最大的人情,饭菜无法做得丰盛),与W君作竟日谈。

高考落榜的W君来自农村,见解独特,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历数中共罪恶,几乎把我惊呆了。不知他从哪里搜集来那么多资讯和资料,对大跃进后各地饿死人的情况很清楚。许多从前我想都不敢想的问题,他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那个年代资讯闭塞,对中共的认识哪有现在这样清晰?当年W君看得那样深远,完全可以称得上先知先觉。说实话,我就是从他对中共的分析中,开始有所觉醒的。但是,我尽量压抑自己,绝对不能苟同“反动言论”,要站稳立场跟党走。

W 君颇具领袖气质,号召和鼓动能力很强,确实是个优秀人才。但想到他“反党”,又恨他,这样的人“不优秀”罢了,一“优秀”反而对社会主义不利。有时也产生恻隐之心,想到他不久将要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心中充满了负罪感。总之,心情矛盾得很,一时站在正面,一时又站到了反面。还设想,将真相告诉他,让他们马上偃旗息鼓。但再一想,无济于事,照样会遭到逮捕,并连同我一起判刑,我还可能比他们判得重些。有时又责駡自己,太自私,太卑鄙,但随即又原谅了自己,即使我不当这个卑鄙角色,公安也会胁迫另一个“薄弱环节”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W君他们覆灭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后来又与第二号头目S君在市内一家餐厅见了面。见面的气氛十分神秘,在约定的时间大家从不同方向走到同一餐桌坐下后,由W姑娘点头确认“这是个可靠的人”,才开始谈话。S君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与他见面的时间很短,谈话不多,印象不深。想到他不久即将失去深造的机会,不能取得大学毕业文凭,感到非常惋惜。30 多年后,偶尔听到他的名字,在一家工厂做木模工。

不幸的是,这一切全在公安的严密监控之中。预约见面的时间、地点,至少是一周前商定的。每次会面的当天晚上,我都要写好汇报材料投入邮筒。不知邮局对寄给公安的平信有没有快递规定?我发现公安能很快收到我的信,没有一次失误。因此,一周之后,再与这些青年会面时,我深信,必定有公安在某个隐蔽的角落监控,甚至窃听。见面谈话时我从不左顾右盼,避免分散注意力,以免引起双方(指公安和“搞组织”的青年)怀疑。有一次,我们从原新安巷45号下楼,在门前告别时,我发现一位见过面的公安便衣站在五步远的地方,背对着我们抽烟,显然,他在张着耳朵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警惕性不高的人,哪能发现这个外貌普普通通的人是公安便衣呢?

与公安打交道,实质上是与“老虎”打交道,一定得小心谨慎,绝对不能耍小聪明,阳奉阴违。第一,不能说谎,既不能隐瞒包庇,也不要添枝加叶,如实地汇报。公安规定汇报材料中只敍述过程,记录每人的原话,不添加任何评论和个人意见,以免影响他们的分析。第二,强制自己高度保密,即使在最要好的朋友Z君面前,也不露半点口风。否则,既不能自保,也不能保护他。

由于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所以直至结案,公安综合对每一成员的审讯,没有发现我的汇报有任何虚假失实之处,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虽然同情W姑娘、W君和S君等人,但当年我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不但不能怪我,还连累了我。对于Z君,则一定得设法拉一把,并非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学,而是他和我一样,确实没有搞“反革命”组织的初衷。

于是,当案情发展到一定深度时,就出现下面几句至关重要的对话。

我趁天雨,深夜与他在小街上步行时(室内担心窃听)对他说:

“W姑娘已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组织,你怎么办?”

“你参加吗?”Z君反问我。

“你别管我,各人对自己负责。”我回答。

“怎么各顾各呢?要加入,一起加入嘛。”Z君大惑不解,还在“重友情”。

“当然只能各顾各,这是要杀头坐牢的呀!”我提醒他。

胆小的Z君震撼了,沉默了一会儿,坚定地说:“我不参加!”

“对啦!”听到这句我需要的话,情不自禁地跺脚称赞他。

这里一共七句对话,在当晚的汇报材料上,删繁就简,只出现第一句和第六句。有了“我不参加”这四个字铺底,就足以使当初公安误认的“Z书记”得到解脱。果然,破案后Z君只关押一个多月,就无罪释放。——公安当然不会完全相信我的汇报,须从当事人的口供印证,也需要所有涉案人员相互印证;再者,“Z书记”曾作过“一次总结报告”,还得“榨一榨”,如确实没问题,最后还要“教育教育”。

提醒Z君的做法是冒犯公安的,风险很大。公安要求线人尽量把对象的话引诱出来,怎么可以通过提示让他缩回去呢?因此,这种“不忠于职守”的小把戏,不可多玩,在整个案件中,仅此一次。

若干年后,Z君辗转听到我曾经当过公安局的“眼镜”,欲与我断交,我让他回忆当年的上述对话。由于在狱中多次抗辩,“我不参加”已深深植入Z君的脑海,我引导他的话已经忘记了。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年我说,这是个好机会,我俩赶快参加,将来会拜相封侯,你参不参加?”——Z君这才回忆起“我不参加”既是他当年的真实心态,也是我引导的结果。

(7)“怎么都出布告?这么多!”

公安破案大多在“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日”或新年的前一、两天。大约是9月29或30日,这个“反革命组织”就“收网”了。这个组是否命名?是否正式宣布成立?一共有多少人参加?抓捕了多少人?是否有纲领性文件?搜查到了多少证据?还有没有别的“薄弱环节”?W君、S君各判刑多少年?……我不敢过问,至今都不知道。

说到证据,当年“以言治罪”,“反革命”案件的证据非常简单,只要有人举报你说过共产党、毛泽东的“坏话”,“恶攻”(恶毒攻击)罪名就成立。无论有无文字凭据,也无须举报人出庭作证,就可判刑。

使我大吃一惊的是,L公安不小心透露了一个绝密资讯。

破案一、两个月之后,某次见到L公安,他兴奋地告诉我:“案子已经结了,都判下来了。”从他脸上的喜色我领悟到,破案这样干净利索,他们受到了上级的表彰。与公安打交道的潜规则是少问,不该知道的就不要打听,问得越少越好,甚至不问最好。因此,我没有问“W君判几年?”“S君判几年?”……但我随口问了一句:“怎么没看到出布告?”兴奋中的L公安敞口而出:“怎么都出布告?这么多!”——话一出口,他便知道失言了,想掩饰已来不及,我赶忙把话题岔开,装着听了不在乎的样子。

暗地里,我大吃一惊!我问“怎么没看到出布告?”很自然,因为当年我和广大群众以为所有的“反革命”案件,都要“昭告天下,以儆效尤”;战斗在一线的L公安回答“怎么都出布告?”也很自然,因为破获“这么多!”“反革命”案件不出布告,已成定规,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这是我第一次获悉“反革命”案件“这么多!”。

L 公安这一“说漏了嘴”非同小可。因为专制政权封锁消息,当年大家只知道发生了几桩零星的“反革命”案件,逢年过节也可以看到几张“对广大群众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的布告,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多!” 2003年读到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中“多如牛毛”四个字,我立即联想起L公安说的“这么多!”三个字加一个惊叹号。相隔40年的两种说法相互印证,都是可靠的。[注10]

“反革命”案件“这么多!”,证明中共已民心丧尽,丧失了继续执政的道义性;法院判决的案件不出布告,说明法律的虚伪性和执法的非正义性。在这种无声无息“政府行为”的掩盖下,从1951年到1997年到底破获了多少“反革命集团”?判处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杀戮了多少“反革命”?我想中共内部,乃至高层,恐怕都是“一团漆”。他们不用统计,也不需要统计,按照一位公安说法是:“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办几个劳改工厂,劳教农场就是。”——当然,以上思考和分析都是后来才得到的。

破案后不久,我接到通知,X月X日中午12时去火宫殿二楼小餐厅。我按时到达,一位小公安先我而来,原来是首长请吃饭。稍等了一会,由Y副局长(胖子)带队,所有与我见过面的公安都来了,一一热情握手。那次到学校来抓捕我的“黄黑色国字型脸膛”也来了,满脸笑容,握手特别有力。Y局长仍然是那么大喇喇的,一屁股坐了首席,然后把我拉在他的身边坐下……

席间,Y局长表扬道:与党和政府密切配合,为社会主义事业,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立了新功,非常光荣。临了,Y局长示意,小公安递过来一个信封,我没接,他放在我面前,说:

“这是给你的奖金。”

我摇摇头说:“这个不能要,我有一份工资,不能拿另外的钱。” [注11]

公安们便七嘴八舌劝:“过河钱,河过钱,花了不少。”“还有买信封、邮票的钱。”“辛苦了,跑了许多路,收下吧”……

我推辞再三,诚恳地回答:“不是为了钱,为社会主义事业作点贡献,是应该的。”

见我拒绝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Y局长微笑着注视我,点点头,轻言细语地慢说:“收下吧,别嫌少。”

首长开了口,再不收下,便有“过分矫情”之嫌。Y局长语轻言慢,内涵丰富;眼神深不可测,令人敬畏。为了表示“听党的话”,我身不由己地伸出手,把信封抓在手里。

乘小火轮过渡时,从信封里抽出来数了数,6张5元的崭新钞票,便有些生气。父亲的一位“右派”朋友倪老先生,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曾拿来一些小册子,其中有一本介绍耶稣的生平,我读了,很受感动。耶稣是被犹大出卖的,正是30个银圆。今天,公安奖我30元(当年相当于一个青工一个月的工资),不是具有讽刺意味吗?少一元、多一元都可以,万万不能接受这“出卖朋友的30元”。

怎么办?

我有一个习惯,遇到问题喜欢躺下来独自思考,求得解答。一是半夜醒来时深思,一是躺在青草坪上仰望蓝天白云凝想。深更半夜,一觉醒来,万籁俱寂,没有干扰,此时扪心自问,便可良心发现;风和日丽的日子,独自躺在青草坪上,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仰望蓝天,深邃莫测,白云苍狗,变幻无穷,容易理清头绪,求得最佳解答。

当时天气很好,我便不忙着回家,漫步到离渡口较远的堤岸,躺在青草斜坡上凝思,想把这些钞票撕得粉碎,扔进水里……忽然记起曾拾过一张5元钱,拾到时心中一阵窃喜,过后又想,丢了钱的人好心痛……钞票是没有罪的,何不把这些钱一张张扔到湘江里,漂流到远方,让偶尔拾到的渔翁、妇人、孩子高兴高兴呢……对!就这么办,这叫做“制造快乐”。

于是,我翻身坐起来,把一张张钞票搓成团,扔进流水,目送它们漂着,漂着,有的沉入水里,有的一直漂到看不见……

制造了六桩快乐,自己的心境也平和了,才慢慢起身回家。(待续)


[注10] 杨小凯判刑十年在岳阳建新农场劳改,与众多“牛鬼蛇神”厮混在一起,获得的资讯是可靠的。见杨小凯遗著《牛鬼蛇神录》。

[注11] 当年规定,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能拿另一个单位的钱,否则便是投机倒把。见我的自传体中篇小说《笑泯恩仇》(14)(15)《夜战“打击办”》上、下两章

8) 第二桩“反革命”案件

破案后,我心情复杂,愁眉不展,常常半夜三更被噩梦惊醒,心惊肉跳,不得安宁!脑子里像打仗一样翻滚,矛盾重重,左冲右突,总是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提示:

为社会主义事业作了贡献,应该感到光荣、高兴! V 别捏着鼻子哄自己,不过是出卖朋友,出卖灵魂!

党和政府挽救了你,应该听党的话,跟政府走。V W君对共产党、毛泽东的分析,是客观正确、符合事实的。

不能被“反动言论”迷惑了,绝对不能同流合污。V 朋友们都抓起来了,自己却去赴宴领赏,这是人干的事吗?

L 公安说“这么多!”,真理似乎在多数人一边。V 不要让思想成为脱缰野马,那是非常危险的……

首长请吃饭后不久,接到通知,X月X日下午2时到毛家桥XX号二楼XX号房间谈话。——心想,公安事真多,又是什么事找我呢?猜不透。猜不透就不去想,管它三七二十一,浑浑噩噩,届时去了便会知道。

通知就是命令,只能准时到达。毛家桥在南郊火葬场下面,到了那里,看到大门口挂的牌子是“郊区公安分局”。上楼后找到房号,轻轻敲门,一位30岁左右、衣着整洁、眉英目俊的年轻公安便衣,开门热情接待。面对面握手时,我发现他目光诚挚,微笑亲切。

室内只有他一人。他客气地请我坐下,泡了两杯香片浓茶,递给我一杯,然后坐下来与我促膝谈心。

首先进行表扬:“听市局同志介绍,这次破案有功。背叛剥削阶级家庭,表现不错。”但他随即说明,“我们这些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功劳再大,也只能当无名英雄。”

他自我介绍:姓刘名正文,是郊区公安分局政保股的。他说:“今后你直接与我联系,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他让我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和通信地址。

至此,我明白了:原来与我联系的公安都是市局的,我住郊区所属岳麓地区,现在把“隶属关系”转到郊区来,便于继续控制、利用。——难怪刘公安笑眯眯的,原来笑里藏着……

见我比较拘谨,刘公安说:“我只比你大几岁,我们就像兄弟一样,友谊与合作是长期的。”

第一桩案件破获后,我曾天真幼稚地想,可以结束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了。但随后知道“不可能”,请吃饭、发奖金,都是先兆,今天谜底终于揭开,要长期为公安服务。——怎么办?没有办法,暂时只能服从。

刘公安继续说:“我们要为社会主义事业一直干到老,干到退休,到那时回忆我们今天见面,就会感到骄傲和光荣。”刘公安与众公安不同,深谋远虑,喜欢从长计议。我心想,你是国家干部,到时候可以享受退休;我这个可怜的代课教师,到哪里去退休?——刚想到这里,刘公安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说:

“关于你的工作,我们研究后,安排在岳麓印刷厂。你的字写得漂亮,暂时去刻钢板,[注12] 拿计件工资。我问了一下,那个车间去年人均月工资60多元,比我这个小干部高多了,你的意见怎样?”

岳麓印刷厂是区属企业,没有一定关系还进不了,代课已经代烦了,不去咋办?安排了不服从,行吗?

我只能点点头,表示同意。

刘公安将一张“岳麓区工业办劳动人事调配单”递给我,一边说:“这是临时安排,今后还有考虑。你自己看中了哪个单位,只要不是党、团员的机要职务,跟我说一声,都可以安排。国营的也行,工资级别、转正等问题,我们说了算!”

口气真大,给我吃的“定心丸”,也很“甜”。我想,他不是吹牛,完全可以办得到。但被公安捆得越紧,自己的自由度就越小,就得一辈子为他们服务。——他姑妄言之,我只能姑妄听之。

后来得知,这位单线联系的新顶头上司,是郊区公安分局政保股副股长。

就这样,我成了岳麓印刷厂(简称“岳印”)刻钢板的工人,住车间楼上集体职工房。

上班不到半个月,就遇到了一位“反革命”。

那是个周末晚上,几名职工在下象棋,我路过时“技痒”,观战一阵,见水准低劣正想走开,一位瘦高个青年进厂来,职工纷纷说“陈亚陆来了,我们不是对手,不下了”,便一哄而散(实际是躲避肺结核病人)。这青年见我站在一旁微笑,便挑战说:“来,我俩战一盘。”我谦虚地说:“恐怕不是你的对手。”他寻觅棋友心切,大喇喇地说:“来,来,来,不要怕,输了不过一盘棋嘛。”——颇有一点《水浒传》里“林冲棒打洪教头”中那位洪教头的架势。

我慢吞吞地就座,不敢轻敌,抖出浑身解数,一连大败他三盘。他满脸尴尬,一边讪讪地说“厉害,厉害”,一边出门回家去了。

陈亚陆读高中时因肺结核休学,几年来一直没痊愈,现在是个刻钢板的个体户,住在贴隔壁。一位青工说:“他常常吹嘘,岳麓印刷厂没对手,你来了,跟我们出了一口气。”

高考落榜后我流览过两本棋谱,水准稍高于一般民间棋手,但仅仅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本事并不过硬。

陈亚陆棋瘾很大,过两天看见我,邀到他家夜战,我心不在焉,三战二负。于是,他松了一口气,摇摇头说:“那天你连赢三盘,吓我一跳,今天看来,水准也不过如此。”

两人相对大笑。

由于命运、年龄、文化、棋艺旗鼓相当,一来二往,就混熟了。

一天晚上在他家下完棋,他突然问我:

“世界上,做什么生意最赚钱?”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做生意的事,便照实回答。

“按照秦始皇生父的说法,”陈亚陆说,“生意不同,赚钱的数量级便不同;选中了某种生意,赚的钱就会成倍增长。”

“书生意气,纸上谈兵。”我当然知道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不以为然地说。

“做粮食生意能赚多少呢?”陈亚陆全然不顾我的反感,像是自言自语。

“可赚十倍。”我应声而答。

“做珠宝生意能赚多少呢?”陈亚陆又问。

“可赚百倍。”

话音刚落,两人抚掌大笑,原来这是战国末年吕不韦故事中的对话。[注13]笑毕,陈亚陆说:

“我想做国家生意。”

当时象棋还摆在桌上,我便随口答道:

“那我就做你的马前卒吧。”

陈亚陆听了,非常高兴,正色道:

“好,一言为定!这是一本万利、无本万利的大事。”

我见他“来真格的”,担心他误入歧途,便隐晦地劝道:“吕不韦不是没付本钱,最后付出了最大的本钱啊!”

“不怕,”陈亚陆说,“不成功,便成仁。自古以来就是这么回事。”

接着,便对现实大肆鞭挞……

陈亚陆已经明说,他想“做国家生意” ——搞“反革命”组织。一个“痨病壳子”,哪有身体担当那样的重任?但他不自量力,使我陷入两难境地——向刘股长汇报还是不汇报呢?

真应了L公安的话,“反革命”“这么多!”出门走错了路,碰的都是“反革命”。

那时,我已知道自己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中,如果不汇报,万一密报先到刘股长那里,就糟了;如果汇报,又一桩“反革命”案件浮出水面,不知要连累多少人!

压了两天,犹豫不决,很是焦急。第三天,我去二楼排字车间找一个铅字,C老师傅对我说:“你天天晚上在陈亚陆家下棋,他有严重的肺结核,知道不?”(我父是老肺病,一直没有传染给我,所以我不怕)我很奇怪,便问:“你怎么知道我天天晚上在他家下棋?”C老师傅指指排字架后面的窗户说:“你去那里看看。”我走到排字架旁一看,傻了眼:窗户对窗户,一条小排水沟,把两栋房子隔开,从这里俯视,陈亚陆家的书桌(下棋处)一览无遗。上周C老师傅晚上加班,在排字架间走来走去,看得一清二楚。

暗地里,我大吃一惊。可以肯定,C老师傅不是监视者,如果他是监视者,就不会告诉我。但真正的监视者看到了,甚至窃听了陈亚陆与我的谈话,不向刘股长汇报,怎么行呢?

我吓得魂不附体,当晚在陈亚陆家下完棋,赶紧写好汇报材料投入邮筒,只是把事情发生的时间推迟了三天。


(9)严密的监控

共产党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包括他们的“自己人”。对我这种“敌人营垒中”投降过来的人,不但要检测汇报材料的真实性,更要鉴别我“反水”是真是假,因此,我料定,公安会对我进行监控。

早在攻破第一座“碉堡”时,他们就使用“美人计”,进行侦测。

那时,我在杜家塘小学代课,住学校,在家里吃饭。家很近,从农民的橘园里抄近路,五分钟可达。

一天中午我拎着竹壳热水瓶回家午餐,老远就看见橘园里有个女人的身影在躲躲闪闪。走近了,女人回转身来,满脸尴尬地问道:

“请问,朱老师家在哪里?”——啊,原来是个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姑娘。

“哪位朱老师?”我怕弄错,反问她。

“朱XX,”她回答,“我是她的学生N,来看望老师。”

“哦,她是我妈妈,就在前面,不知她是否回家,你跟我走吧。”那时侯,母亲在较远的银盆小学教书,回家的次数较少。

我把N带回家,母亲正巧回来了。师生相见,说了些嘘寒问暖的话。请N一同吃饭,她以“吃过了”为由坚辞,我们吃完饭,她就告辞了。

她一走,母亲便唠叨:“不知N嫁人没有?也不知她是否看得上我们这样的家庭?”

我赶忙制止说:“妈,您对人家一点都不了解,少些非分之想吧!”

实际上,我是告诫自己不要有非分之想。那时,我已24岁,正是东张西望寻寻觅觅的年龄。但理智告诉我:即使N未嫁,如果出身“不好”,她要借助性别这张王牌,嫁个出身好的,改变成份;如果出身“好”,我这只“癞蛤蟆”,就“休想吃天鹅肉”了。

由于有思想准备,此后N频繁来学校,我对她不即不离,故没有“故事”发生。

N 是个蹩脚的演员,接触不久,便发牢骚,小骂共产党,对我的境遇十分同情,三番五次煞有介事地感叹“这么有才华,不让进大学,真可惜了!”说完,总是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希望我接续几句。而我,总是笑而不答。——实际上,从她谈吐的水准可以看出,她根本不知道我有没有“才华”。

一般在我晚上备课、批阅作业时,N悄然而来,坐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离去。校园外要经过一段人迹稀少的支路,我只好送她一程。青年男女在清风明月下漫步,同行却异梦,丝毫没有罗曼蒂克的感觉。

回味第一次见面她埋伏在橘园里,要确定我母亲已回家,要在暗中指认我并等到我回家午餐的时刻,要教会愚笨的N见到我不红脸,应对自如……也难为了那位幕后指挥者。后来,母亲了解到她已婚,便更厌弃她了。

我之所以不撵N,是要看看这句戏如何落幕。(待续)


[注12] 当年大学讲义由教师编写之后,再油印。刻字工人用铁笔、钢板将教材刻写在蜡纸上,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岳麓山下大专院校林立,讲义需求量大,刻钢板成为当年当地的一种职业。电脑一出,这个行业就消亡了。

[注 13] 战国末年,商人吕不韦从不同生意的赚头不一样发现,做“国家生意”赚得最大。于是,他用阴谋诡计使自己的儿子继承了秦国的皇位(即秦始皇),自己当了秦国的宰相。后因秦始皇怀疑他,便服毒自杀了(付出了最大的本钱)。“做粮食生意”“可赚十倍”,“做珠宝生意”“可赚百倍”,是故事中的对话。

N越来越放肆,一天晚上坐在我的床沿谈话,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她突然往后一倒,仰天摊在被子上,投来一个媚笑,我赶紧把头扭到另一边。在送她回家的路上,老往我身上靠,我一让再让。

断交的日子终于来临。这天晚上送到分手的地方,她突然邀请我去她家,我不愿去,她拉着我的手扭头便跑,却转向跑到墙边,自己背靠着墙,顺手把我一拉,面对面地压在她胸脯上。

月光照着她洁白的脸,乌黑的眸子里漾着欲火,呈现出一种淫荡美。

我呆若木鸡,甚至嗅到她呼出的女性荷尔蒙芬芳,都使心不动。

她在等待什么,十秒钟后见我无动作,便用嘴唇在我的嘴唇上飞快一掠,像泥鳅一样滑开,溜走了。

第二天,我看见她板着脸从学校办公室走出来,彭校长跟在她身后,便知道有人怂恿她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了。彭校长了解情况后说:“有天晚上我看见她从学校里走出去,感到情况不对头,这是个街道上有名的破鞋,别理她就是。”

幕后指挥者先是想通过N引诱出我的“反动言论”,没达到目的,又想把我的名誉搞臭。终于徒劳一场,白费了力气。

第二位Y姑娘是个知识青年,她回乡探亲与我在公共汽车上萍水相逢。她拎着好几个大包小包,我怜香惜玉,下车后帮她把两个最重的包拎到她家门口。两人交换了姓名,我把工作单位告诉了她。过几天,她翩然来访,塞给我一张约会的纸条。晚上见面谈得很投机,分别时依依不舍。几次夜游后进入热恋,花前月下,相拥相吻,卿卿我我,海誓山盟。她没有政治方面的挑逗语言,但总是向我推荐她的堂兄XXX,称赞他“和你一样有才华、有学问、有能力,希望你们成为好朋友。”她告诉我,她的堂兄在县区,我们可以到他那儿去玩,也可以约他过来。她提了三次,我都没吭声,难道是让堂兄来拿主意,鉴别我的学问和人品?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我发现Y姑娘屡屡言过其实,喜欢夸大其词,对她讲的话信不过。我没有同意与她堂兄见面,也没有拒绝。

很快,她又要下乡去,相好得差不多要以身相许,却不让我进她家的门。离别前的夜晚,拥吻到最深沉时,她突然抬起头来急切地说:“你得赶快逃跑,派出所要抓你。”仿佛被毒蛇咬了一口,我像弹簧一样松开她,问道:“你怎么知道的?”她回答:“你别问,我是真爱才告诉你的,赶快逃跑,还来得及!”——气氛陡变,不能彻底交心,情感温度顿时降到冰点,不欢而散,从此分手,天各一方。

跑,跑到哪里去?“普天之下,莫非‘毛’土;率土之滨,莫非‘毛’臣。”跑了抓回来,罪加一等。要是在以前,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会急得睡不着觉。现在,与刘股长谈话不久,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我置之不理。

不久,刘股长召见,问我是否认识XXX,我回答“不认识,但听说过”,便把来龙去脉如实汇报一番。刘股长问:“为什么不与他见面呢?”我回答:“Y姑娘有点夸夸其谈,我还没有定下她,不想让他堂兄来考查我,耽搁几天后,她没再提,我也没有再问了。”刘股长批评说:“干我们这行要闻风而动,像这样的人很值得一见,你失去了一次立功的机会。这次县区破获一个‘反革命’案,从XXX那里搜出一份发展对象名单,上面有你的名字。”听刘股长这么说,我心里一惊,以为刘股长说的是真话。但再一想,不对头,既然“反革命堂兄”通过Y姑娘把我定为“发展对象”,她怎么又说“派出所要抓你”呢?这是十分矛盾的。于是,我就实话实说,将Y姑娘要我“赶快逃走”的话,向刘股长汇了报。刘股长笑着说:“她胡说八道,女人的话真不可信。派出所凭什么要抓你,我怎么不知道?”

后来,听说Y姑娘判劳教一年,是否因为这次“泄密”,不得而知。

连续用女人进行监控和试探,对我震动很大,也使我惊恐不安,疑心重重,只要有人在我面前讲一点点涉及政治的话,我就怀疑他是试探者。同时,也使我醒悟:无论怎样“听党的话”,怎么努力为公安卖命,他们永远不会信任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因此,我萌生退意,不想干了。但“不想干”行得通吗?“不想干”就证明你“与党离心离德”,就是“背叛”,将受到无情的惩罚……

(10) 突如其来的“忠诚考验”

在岳麓印刷厂工作期间,长期对我进行监控是熊第萸姑娘。她曾与我妹妹同学,妹妹说她成绩死不好,一再留级。我见她双眼滴滴溜溜,顾盼神飞,感觉她很聪明。她是排字车间的学徒,那还是铅与火的活字印刷时代,依靠工人在字架上一个一个捡铅字。

那时我年轻,精力充沛,比较勤奋,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学习一个半小时。不准读“封、资、修”的书,便读《毛选》、《毛主席诗词》和报纸,有时练习书法。读得无书可读时,便学习汉语拼音,将毛诗、语录一条一条用汉语拼音默写出来……

8 点钟上班,熊姑娘总是早到四、五十分钟,将坤包往自己车间里一扔,便快步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切磋书法,谈文学,或者谈天说地……她的师傅悄悄说“小熊有意”,我笑了笑,不敢苟同。有一次,我上楼办事,偶然从一个斜角见她窜到我的办公室,急急忙忙打开抽屉翻寻什么;另一次,趁我不在翻寻我的字纸篓……我心中有了数,啊!她,带着任务。除了写给公安的汇报材料,我没有任何秘密。公安严格要求汇报材料的草稿纸,通通及时烧毁(丢到厕所粪坑里都不准),以免泄密。因此,她找不到什么东西,一次次徒劳。

熊姑娘全程监控我三年多。当我准备结婚把爱人带到厂里亮相后的第二天清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无厘头告别信,署“知名不具”,字迹工整,信里没有具体内容,但在字里行间浸润着深深惋惜、留恋后的无奈之情……三年多朝朝(除礼拜天和节假日)相处,我已深深印在姑娘的心上,但她怎能爱上一个出身“不好”、公安长期监控的人呢。

2001年走访一位岳印老同事,告诉我熊女士某天晨炼时突然倒地,咯血不止,急送医院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我默默悼念,脑海里浮现出她年轻时的倩影,但产生了一个疑问:神为什么安排她在清晨倒下呢?那是我们数百个朝朝相处的时刻啊!

除了上述异性监控,实际上,岳印的每一位党、团员,每一位干部,每一位出身“好”的积极分子,哪一个不用另一只眼睛“关照”着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有跟着芸芸众生混日子,头脑不想事,内心不容纳半点“反共反毛”的思想杂念,才能苟活下去。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来临,早已不为公安服务的我,又受到一次突如其来的“忠诚考验”。

那时,我在一家民办机械厂工作,已是一位能独当一面的模具钳工。一位订购了几套模具的顾客老章,到厂里来与我谈产品质量,催促交货时间。因“有求于我”,很自然地请我到茶馆喝茶,去饭店吃饭,还送我两小盒硬质合金(金属切削刀具,比较贵重),慷慨而又大方。萍水相逢,如此友善,我当然心存感激,便与之日亲日近了。每次会面聊天,老章总是时不时冒出一、两句有关政治的话题来撩拨,但我绝不答腔。一方面,我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会再上当受骗;另一方面,我确实不愿谈政治,不想再惹麻烦。一天,我俩并肩步行去某地,他发表一通反共言论后,突然用肘拐碰我一下,压低声音问道:

“挖墙脚吗?”

我心里一惊!第一念头是:真“反革命”,还是来试探我的?

我没有吭声,装着没听清,等待他继续发挥;他嘎然而止,不再说第二句了。

这可难为了我。如果是公安派来的探子,不汇报,就证明对党不忠诚,重犯“知情不报”罪,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处理掉”;如果是真“反革命”,汇报后又要钻入“碉堡”内部去攻破,继续伤天害理,与人民为敌。

怎么办呢?前思后想,举棋不定,焦虑万分。一天半夜醒来,突然悟到“要用时间进行考验”:如果老章是“动真格的”,下这么大功夫来拉拢我,没有听到我的正式回答之前,不会轻易放弃,还会来继续动员;如果老章是公安派来探子,已经完成试探任务,早已向公安汇报领赏去了,不会再来……

这个判断应该是正确的。等了一个多月,不见老章的身影,我便向市局一科刘正文副科长(已升官从郊区分局调入市局)写了一封信,详述老章其人其事……没有回音,也没有召见。春节到刘科长家里拜年,顺便问及此事,刘科长轻描淡写地说:“交给别人办去了。”——这一回答,证实刘科长收到了信;同时可看出,老章是公安派来试探我的。稍稍分析便知,如果我提供的是“有价值”的情报,闻风而动的公安会立即召见,了解老章与我交往的过程,详细记录他的反共言论;虽然也可以“交给别人”去办,但至少得口头表扬表扬呀!

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我又一次经受了“党和政府”的“忠诚考验”:姓陈的脱钩这么多年,听到“反革命”言论,仍向政府报告,这人也许改造好了。

70 年代初,“001号案件”[注14 ] 爆发时,我住在下麻园岭。由于居委会有人密报我是“可能的作案者”,引起公安对我进行一次暗查。多年后,邻居才告诉我,那天晚上,一、二十个人站在前面菜园里,唧唧喳喳议论,后来只派了治安主任和两位妇女上楼来,与我见面,观察动静。第二天,趁我上班时,打开房门进行了一次彻底搜查。

考验持续到90年代中期,前后有三位认识不久的青年,虚心向我请教时,发牢骚,讲怪话,透露一点点想“搞组织”的意图。当时我已50多岁,便名正言顺地用 “长辈”的口吻“教训”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党的天下是稳固的;如果有能力,完全可以到经济领域去发挥。我没时间也没必要去搞清楚其中有无公安的密探,即便有,公安听到我的话,也无可厚非。——那时早已“改革开放”,叫青年人去发财是党提倡的正道,对无产阶级政权不构成任何威胁。

从中共的历史看,“不信任任何人”简直是毛泽东的“专利”,也是历次运动整人的根源。我深信,晚年毛泽东已疑心重重,走火入魔,草木皆兵,无人可以信任,并在高层实施了严密监控。用文件上的话来说是“伟大领袖洞察一切”,七老八十,窝居深宫,光看文件、听汇报,哪能洞察?只有多渠道秘密监控,才能了解每一员封疆大吏是否忠诚。文革初始,毛泽东“点了名”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就是有人密报张在私下讲了毛的“坏话”。

监控,使人产生恐惧,使人的尊严、价值丧失殆尽,使八亿中国人民全都匍匐在领袖脚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奴隶。在那样缜密、细致的监控下,人人自危,只能诚惶诚恳,彻底臣服。(待续)


[注14]“001号”案件:大约在70年代初,长沙市有人购买了十几张毛泽东标准像,用刀子在每张像上划一把叉,然后趁黑夜分别投入十几个邮筒。公安接报后,如临大敌,在全市开展地毯式摸查。详见《笑泯恩仇》

(11) “引诱犯罪”、“真老虎”和“密捕”

陈亚陆这人是个“口头革命派”,每次见面,总是空谈他前一夜的种种想法,虽然时不时冒出一、两句豪言壮语,但骨子里还是胆小怕事的,瞻前顾后,畏畏缩缩,根本没有W君那种“干一番大事业”的气魄。一方面,显示了他体质羸弱,性格优柔寡断;另一方面,也很正常,在这种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谁敢不掂量掂量共产党的份量!

他畏葸不前,我只能附和,并乘机起一点点阻遏作用,绝对不能把他往“反革命”邪路上引。但我也不能说得太露骨,以不暴露我的身份为度。

有一次,他考虑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感叹道:

“这事要是六○年、六一年‘过苦日子’时干就好了。如果那时蒋介石反攻大陆,大家起来配合,共产党早就倒台了。现在干,只怕是‘鱼过装壕’,没有意义了。”[注15]

他萌生退意,我当然点头称是,表示赞成。

他的这些想法和言论,我都如实地向刘股长汇报了。

此后,陈亚陆好一向没来找我,我也没有主动去他家。

一天傍晚,刘股长来电话(厂里承接业务的电话,允许职工使用),叫我马上到荣湾镇岳麓分局去,要快!我遵命,立即乘公共汽车赶到。刘股长站在大门口等着,立即把我引进二楼会议室。推开门一看,呵!好多人,十来个,济济一堂。

原来是市局领导、郊区分局领导和岳麓地区政保股的公安,在研究案情。领导发现陈亚陆案件停滞不前,临时决定把我招去,动员和指导我如何迅速突破。

当年公安研究案情,大多喜欢抽烟,一支接一支,会议不散不熄火。我进门时,满屋烟雾缭绕,弥漫着尼古丁的呛人气味,证明会已开很久了。

我进门后,市局L公安、分局L副局长站了起来,我赶忙走过去,抓住他们伸出的手,握一握。L公安、L局长满面笑容,一番表扬加鼓励后言归正题,叫我重新汇报一下案件的进展情况。

我如实汇报后,L局长问:

“陈亚陆想打退堂鼓,是真是假?”

“当然是真的。”我回答。

“不对,”L局长批评说,“你被阶级敌人的烟幕弹蒙蔽了。阶级敌人反对我们共产党,是本质决定了的,不会改变。他以退为进,在观察和试探你的决心。如果在这节骨眼上你表现消极,他就可能将头缩进乌龟壳里去了。”

“我总不能引诱他犯罪。”我喃喃地说。

“不是引诱犯罪!”L局长斩钉截铁地说,“你现在是党的隐蔽战线的战士,把阶级敌人引诱出来,是你的光荣任务。前次,陈亚陆说他想‘做国家生意’,你马上说愿做他的‘马前卒’,这个‘马前卒’就回答得非常到位。你不这样说,他就不会把下面那句‘一言为定’说出来。因此,你要尽最大努力,把他的心里话掏出来,让他‘鱼’过了也要装‘壕’。”

我低头不语,时间像凝固了一样,屋子里很静,听到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响。

“你还有什么顾虑?”

“‘马前卒’一类的话我可以讲,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不愿意从我的口里说出来。”我回答。

“不,” L局长又一次纠正我的看法,“为了挖出阶级敌人,你讲几句也无妨,关键是不要超越他,不要讲到他前头去了。他讲三分话,你就点点头;他讲五分话,你就讲个两、三分;他讲八、九分,你就讲个四、五分,目的是把他的话引诱出来。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你心里是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的,就行了。”

其他公安七嘴八舌支持L局长的说法,鼓励我进行引诱。纷纷拍胸担待:“怕什么!这是策略”,“保证没问题”,“大家都知道你有一颗红心”,“我们公安说了算”……

“其实,陈亚陆只是心里有些想法,仅仅同我说了,不像W君,并没有发展组织。”我说出了我的担心。

“发没发展其他人,现在还不能确定;跟你说了,就是发展组织。这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份子,那么恶毒地攻击党和毛主席,绝对不能心慈手软。他不是纸老虎,也不是死老虎,因此,你不能麻痹大意,要做真老虎打,要做恶老虎打!”

我没得话说了。

“你还要严密注视,有没有后台老板?”最后L局长补充。

……

这次会议,用共产党的话来说,是要解决我的“右倾思想”问题,鼓励我引诱陈亚陆犯罪,把一个普通知识青年当作“真老虎”、“恶老虎”来打。当年,中共就是用 “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来打击手无寸铁、分散单个“思想犯”、“言论犯”、“良心犯”的。

不过,L局长还是有些先见之明。

陈亚陆并没有死心,恰巧就在公安开会的第二天,又来找我,晚上下棋后提出新的方案,应该先写一个纲领,并要求我执笔写出来。这一招相当厉害,显示陈亚陆绝非等闲之辈:“你不是同意造反,愿意入伙吗?那么,请拿‘投名状’来。”[注16]

我当然不能执笔写纲领,况且确实不知道怎么写,便顺理成章地推脱:“写一篇文章没问题,但纲领怎么写?要写些什么,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大的事,我怎么能胜任?还是你自己写吧。”

理由充分,他无法驳斥,只好自己动手写。

另外,陈亚陆还告诉我,与湖南大学一个“刻钢板”的右派,曾多次探讨“这些问题”,右派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暂时不同意与你见面,以后再说”。

这些情况汇报上去后,特别是陈亚陆的“纲领”写了几个晚上之后,公安认为案件已经成熟,决定“密捕”。

事后,我也考虑过,为什么要“密捕”?你们中共是泱泱大国的堂堂执政党,公安机关隶属于堂堂的“人民政府”,打击你们认定的“头号罪行”,为什么不公开执法?在光天化日之下,派出着装整齐、威风凛凛的公安,在众目睽睽之中公开逮捕,起到“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打一儆百”的良好效果。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法?

答案仍然是“这么多!”,做贼心虚。如果天天抓人,到处抓人,形成红色恐怖,怎能体现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安定,歌舞升平?于是,只好委屈公安在夜幕的掩护下,贼头贼脑地把人逮来,把影响面缩到最小。

像陈亚陆这种情况,除了“不让群众知道,不造成社会影响”这个理由之外,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密捕”。“密捕”显示了共党政权理亏、心虚、胆怯,显示出他们制定的“法律”的虚伪性和“执法”的非正义性。

刘股长招我去,交代了“密捕”方案:晚上9点钟左右,把陈亚陆从家里带到就近的湖南师范学院南院体育场。

我遵令执行,晚上8时半,到陈亚陆家里,邀他出去走走,他便跟我一起走到常去的体育场。体育场内,夜幕下有几对男女的身影在晃动,仿佛在恋爱。有一对从我们身旁经过时,听到男的提高声音说话,是刘股长。——事后刘股长告诉我,他是故意提高嗓音,跟我打招呼。公安动员了艺术系几位“出身好”、“政治可靠”的女生,每位公安配一个,装扮成情侣接近“罪犯”。女大学生们看到公安当场抓捕两个“坏蛋”,惊奇得不得了。她们为“党的事业”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感到非常光荣,兴奋得终身难忘。

我和陈亚陆进入体育场后,坐到一个木架上。他告诉我:“纲领初稿已经写完,明天誊正一遍,再给你看……”刚说到这里,便看见前后左右迅速围拢来几条黑影,我听见刘股长大声喝道:

“什么人?举起手来!”

远处楼房的灯光映着,几支黑黝黝的手枪,对准着我们。

我和陈亚陆慌忙站起来,乖乖地把双手举过头顶。几位便衣一拥而上,将两人戴上手铐,塞进停在路旁的吉普车里,一边一个便衣,拽着胳膊,拎着衣领,一溜烟开进了荣湾镇岳麓分局,在一间灯光雪亮的房间里宣布逮捕……

刘股长对付陈亚陆,一位小公安对付我。宣布逮捕后,各人在逮捕证上签字。摆在我面前是一张白纸,我拿着小公安递过来的钢笔,装模作样地在纸上画了画。陈亚陆签字后,我看见刘股长从他内衣口袋里搜出几张折叠的纸,刘股长问“这是什么?”听见陈亚陆老老实实低声交代:“纲领。”……接着,就押到后面牢房里去了。

陈亚陆一走,几位执行任务的小公安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演戏,真像演戏一样,但是,是演出一幕残酷的真戏。在陈亚陆惊恐的眼神里,公安像天兵天将神奇地降临,一举将他刚刚写好的“纲领”缴获……

我笑不起来,呆若木鸡,脸色惨白……一位小公安:关切地问:“你是不是病了?”我才清醒过来。[注17]


(12)“公安局的一条狗!”

罪过,罪过,罪过!

丧德,丧德,丧德!……

公安利用我这个活生生的人做诱饵将陈亚陆“密捕”后,一向身体健壮的我,真的病了一场。头痛头晕,感冒发烧,浑身冷汗直冒,几天卧床不起;深更半夜,屡屡从噩梦中尖叫而醒。扪心自问,良心发现,痛苦不堪,我已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如果说,第一桩案件还勉强有理由推脱,是公安逼迫干的,那么,第二桩案件就没有多少理由可以卸责了。你坚决不做公安的走狗,陈亚陆绝对不会被逮捕——这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将来要清算,会遭报应的。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心焦如焚。想到了“死”,不是自杀,而是被杀。

如果直统统地宣布“不干了”,冷酷的公安绝不会因为曾经“有功”心慈手软而赦免,因为你知道的太多,最终会找个小小的由头灭口。这是当特务、做线人再翻悔退出的必然下场,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撤退是铁定的,就是冒死也得撤退。问题是如何不露痕迹地撤退,尽量争取死里逃生。人生走到考验我智慧的关键一步,动员了全部脑细胞快速运转,经过一番苦苦的昼思夜想,终于悟出了道理。

我冷静地进行了分析:

在第一桩案件中,W姑娘为什么选中我为发展对象?是因为信任我。她为什么信任我?是因为她了解我家庭出身“不好”,了解我的祖父、父亲以及本人的情况。

陈亚陆为什么见面几次就将真心话告诉我?是因为他了解了我的家庭出身、本人情况后,认为这个人“可靠”。

那么,反过来,如果让所有接触我的人都认为我“不可靠”,甚至怀疑或听说我是公安局的“眼镜”,就没有人向我讲真心话了,我也就“发现”不到“反革命份子”了。

这就叫“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对!就这么办,釜底抽薪,先把自己搞臭。

真正要“搞臭自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不能逢人遍告“我是公安局的眼镜”,那样只会适得其反,暴露了“不想干”的意图,公安知道后仍然不会放过你。只能瞄准某个机会,采用稳妥的、审慎的办法,让透露的消息在暗中传递开来。

冥冥之中如有神助,突然遇到一个极好的机会。(待续)


[注 15] 壕,原意为“小水沟”,农民借用这个词称“安装在小沟流水里的一种篾制捕鱼工具”,流水可以从“壕”中通过,鱼虾进去后无法逃逸。“鱼过装壕”为长沙方言,意为“鱼群已经随流水过去了,再安装‘壕’捕不到多少鱼”,比喻“最佳时期过去,再做某种事意义不大”,有“不大想干”、“可干可不干”、“勉强干一下试试”等意思。

[注16 ] “投名状”类似于名片,但内容比名片丰富。古人拜见某位长官,希望在他那里谋个职位,便写一纸履历交上去,这张纸便叫“投名状”。《水浒传》中林冲、杨志先后上山落草为寇,山大王要考验他们是不是真心背叛朝廷,便要求他们下山去杀一个人将人头献上,先犯下一桩罪表示义无反顾,也称“拿投名状来”。

[注17 ] 上世纪末,偶尔获悉陈亚陆逝世的消息,默默志哀,哀其不幸。刑满释放后,他曾在长沙市北区一家民营公司工作。

快过年了,一天下午去岳麓区政府办事,遇到工业书记,区长正叫他打电话调岳印厂会写毛笔字的人来写横幅、标语。工业书记见到我说:“小陈,你来得正好,赶快把标语写了吧。”顶头上司的命令,哪有不服从的,况且是光荣的“政治任务”,轻车熟路,立马动手。

光给区政府写横幅标语(此前我已尽过一次义务),不能达到“搞臭自己”的目的。巧就巧在岳麓公安分局管宣传后勤的来了,他正愁没人写标语,便央求我帮帮忙。任务已经很重,我不想答应,一看是公安的,马上满口应承。脑筋一个急转弯:好机会!把我写的字贴到公安局里里外外,不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和警告吗?真是妙不可言。

我尽最大努力,奋战通宵,将两个单位的标语、横幅、对联(总数将近100张)写好,在晨曦里乘头班公共汽车回家去睡觉。

第三天,路遇易启坤君,他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一字一顿、轻蔑地说: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我默不作声,听候第一场“正义的审判”,这正是我需要的结果。

“你的字烧成灰我都认得!” 易启坤君咬牙切齿,恨恨地说。——现在我还记得,当年岳麓公安分局大门口贴着我写的门联,是一联毛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我会看到结果的,我会看到你的下场的!”易启坤君的脸上露出鄙夷的神情,眼里射出愤怒的火光,拂袖而走,从此断交。

易启坤君是我父亲同事的儿子,比我小四、五岁,高中毕业通不过“政审关”流落社会,自学中医谋生。当年许多青年都学写旧体诗词,他聪慧过人,自成一格。他写的诗词吟诵起来如行云流水,大有唐风宋韵,是截至目前为止我见到所有写旧体诗词的现代人中,写得最好的民间诗人。当年,他经常与我谈诗论文,研讨书法。易君可惜英年早逝,不能向他解释当年我的苦衷,不能让他分享这篇文章了。

第二位获悉消息的是何其善君,他的大弟弟与易启坤君同学,因而很快得到消息。何君是我初中同学,音乐怪才,少年时期就能玩十多种乐器,其二胡拉的《二泉映月》等曲子直追瞎子阿炳。他没有与我绝交,而是处处设防,发现有人接近我,便向那人发出警报。何君表面上嘻嘻哈哈,暗中对我深恶痛绝。90年代中期,何君不幸罹患肝癌逝世后,Z君才告诉我,当年有一次我与他一同登上一处六层高楼,凭栏远眺时,他几次想把我推下去,终因胆怯杀人而没有动手。 [注18]

“臭味”四处散发,消息不胫而走,扩散得比我想像的要快。

我还用“个别交心”的方法进行扩散。

那时候,我与小G同住一间房,他比我小几岁,共青团员,转业军人。小G只有初中文化,比较单纯、友善,我俩常常睡前谈心。一天晚上,我将为公安服务的事告诉了他,表示“坚决背叛家庭,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请他多在政治上关心、帮助我,也请他“严格保密”。不久便获悉,消息已扩散到小G哥哥(高中文化)的朋友圈中。

“文革”开始后,小G是保皇观点。我在湖南大学看大字报,看到毛泽东给清华附中彭小蒙的信,晚上转告小G,毛主席支持造反派,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小G立马180°大转弯,紧跟伟大领袖闹革命,成为岳麓地区最先造反的“工人阶级”,自封“湘江风雷岳麓战团”司令,穿上军装,带上新结识的漂亮造反女友,威风凛凛地横冲直撞,揪斗走资派。1967年武斗期间,小G对我提供了充分的保护,这是后话。

岳印党支部周书记是个“土改根子”,文化较低,说话粗俗,开口闭口“三担牛屎六箢箕”。我便以“追求进步”、“向党交心”的方式告诉了他,希望他暗中在党、团员中扩散,再扩散到群众中去。周书记扩还是扩散了,但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党团员大会上骂道:“陈XX啵,不过是公安局的一条狗!”——周书记是老党员,理应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他这样骂,不是拆公安局的台吗?但他骂的话,几乎代表了所有人的看法。这样,就反证了公安“听党的话”,“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种种说法的荒谬性和虚伪性。

消息传来,我又气又急又羞愧,好几晚上没睡着,真想告诉刘股长通过区党委训他一顿。后来想通了:第一,自己本来是公安局的一条狗,人家实事求是,只是说得太形象了,并没说错;第二,扩散消息是你的本意,他这样骂扩散得更快,实际上是帮助你;第三,他以前不知你的底细,是你自己告诉他的,刘股长认真追究起来,可能暴露扩散意图;第四,被别人骂成狗,比当真正的狗“去咬人”,好得多;第五,你是不想做狗,才被别人骂成狗的,今后可以脱离“狗”身份,应该感到欣慰……于是,我转忧为喜,暗暗表扬周书记:骂得好,骂得对,骂得及时!

就这样,“黑角弯里吊颈——自宽自解!”我终于成功地跨出“搞臭自己”这一步。

(13) 两位失学的天才知青

敍述是线性的、平面的,事情只能一件件交代;但事物发展是多维的、立体的,许许多多事情同时交叉发生。公安把我安排在岳印前后,还发生、牵涉了两桩案件。

1954年,我在“长沙市第十初级中学”(1956年并入师院附中)读初二,结识了读初一的同学李良。当年我们不约而同地迷上了武侠小说,常常交换书籍偷偷阅读。

有一次,学校来了公安人员,各班进行突击默字,默写一些简单的常用字。这套鬼把戏在读小学时,大多数同学都经历过,心知肚明是发现了“反动标语”。将这些默写的字按原顺序排列,就是那条“反动标语”的内容。默写的字条交上去后,公安人员通过笔迹鉴别,便可查出作案者。
这次,学校还组织各班学生,排队进入男厕所参观,接受教育。我看到,最里面蹲位的间板上写着:

“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注19]

这次默字后,李良便不见了,将近十年后相遇,李良才告诉我那条标语是他写的。当年对年龄小的学生没处分,只是将他转学到十一中去了。

这种档案袋里有“现行”污点的学生,莫说出身“不好”,就是“出身好”,都在特别关照之列。李良家庭出身大地主,他的一位不知隔几代的老祖宗,是曾国藩湘军的一员大将,在与太平军的“三河战役”中全军覆没,牺牲了。后来读历史传记,才知道这员骁将名李续宾。李良的父亲曾接受过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特别考验,蒙着双眼爬上一座高峰,走到一处“万丈深渊”悬崖边,命令“为了党国的利益,往下跳!”跳下去原来是一个事先挖好的沙坑,毫发无损,得到重用;不敢往下跳的,不予录用。他的父亲跳了,后来去了台湾,还是在劳改?不知道,反正没见过。

李良的爷爷是中南矿冶学院教授,当年70多岁了,老态龙钟,行动迟缓,由一个保姆服侍。李良可能是爷爷抚养大的,高中毕业后在家自学数学。我在杜家塘小学代课时,他来过学校,到岳印工作后厂房在马路边,来的次数更多了。

当时,李良告诉我,只用一年多时间,已学完高等数学全部教材,现在自学“数论”。我问他,那么多题目都做完了?他回答说,许多题目好像原来都见过,一看就明白了,解题速度特快。他独自解答出一个什么猜想,把论文寄到中科院数学所,回信告诉他,答案正确,但已由法国一位数学家在1938年解决了,鼓励他继续努力。当年没有电脑检索,又没有导师,这种重复研究难免。但全凭自学达到那样的高度,没有夙慧,脑子里没有大量数学细胞(即天生切近数学的才能),是无法企及的。我估计,照这样速度学下去,能很快升堂入室,甚至具有解决世界级高难度猜想题的潜能。如果能够沉潜到“改革开放”“尊师重教”的时代(那时人才奇缺),至少像李慰萱(见[注5])那样,够资格聘用为大学数学教师。

然而,遗憾的是,在前景一片渺茫的情况下,李良坐不住了。当他找到我,在师院南院空旷的体育场,发了一大通牢骚,没等他说出“难听的话”,我四周看看,近处无人,便冒着极大的风险,义正词严地警告他:“共产党是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具有染指政权的思想倾向”,“现在特务多如牛毛,任何轻举妄动都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声色俱厉严重的警告,可能吓阻了他的某种萌芽思想,此后,他再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了。

为挽救这位数学天才,我多次劝说,说得太露骨,以至引起他对我真实身份的怀疑。

一次,他说:“在共产党的高压统治下,生产力还是提高了。”

我回答:“生产力提高,是好事嘛。”那时我确实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

他说:“比如一个气球,往里面打气,胀满后,从气嘴里放出来,所有的分子都朝一个方向运动,形成很大的压力……”

我赶忙说:“好呀,大家都做这种分子往一个方向跑,有什么不好呢?”——我希望他顺着共产党,混入芸芸众生,别朝反方向运动。

哪知他鼓着眼睛瞪我半天,仿佛辨认一个无法理解的外星人。然后,鼻孔里出冷气,鄙夷不屑地说:

“哼!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又有一次,为长期找不到工作,大发牢骚。我介绍他去代课,不愿去,流露出“孤注一掷”的念头。

我劝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锲而不舍,可大器晚成。不要小视自己,何苦呢?”

他鼻孔里又出冷气:“哼,到时候,一包火柴,便解决问题了。”(吞服火柴头自杀)

李良的性格中,缺少点能屈能伸的气概,太多了不屈不挠的倔强,不愿随大流,不大听劝告,不断朝反方向运动,终于酿成了人生悲剧。

石惠泽也是比我低一届的同学,中南矿冶学院教授的儿子,聪慧无比,智商极高。他排行第三,兄弟姐妹都说“我们家就看老三的了”。高中毕业后高考因同样的原因落榜。我去过他家一次,他的父亲正蹲在地上清理一堆旧书,每一册发黄的旧书的“书顶口”,[注20] 都写了“君子自重”四个楷体字。他家与李良家相隔一箭之遥,两人是多年的好朋友。在自学的过程中,不知怎么一来,石惠泽不合时宜地迷上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方面的阅读量相当大,许多外国人名、书名,我闻所未闻。听他谈话,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没有我置喙的余地。由于过目不忘,才具甚高,有点目空一切。某次他来杜家塘小学,适逢一位女教师请产假,学校找不到人,我便介绍他代了两个月课。反映是:讲课生动,很受学生欢迎。

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毛泽东时代“男子无才,方可保命”。

李良那种只适合搞科研的书呆子,如果循序读大学、研究生,进入数学所,肯定能出成果,甚至是大成果;石惠泽如能进入社科院亦然。但他俩生不逢时,社会刻意逼仄失学青年的生存空间,在理想的幻灭中自轻自贱,急于求成,两颗天才的极具希望的未来之星,终于被“扼杀天才、残酷无情的时代黑洞”吞噬了。(待续)


[注18] 何其善君的故事,详见《笑泯恩仇》(16)《非分之财》。

[注19] 这句“反动标语”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的‘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注20] “书顶口”:书籍被装订的一边叫“书脊”,跟书脊相对的一边叫“书口”,上方叫“书顶口”,下方叫“书底口”。

14) “李良、石惠泽叛国投敌案”

还有一位高考落榜、石惠泽的同班同学曹辛星,读高中时曾在《诗刊》上发表过两首小诗。他进入左家垅蔬菜公司工作后,很快世俗化,不谈学习,只谈女人。与岳印的一位姑娘谈恋爱闹僵分手后,告诉我“她屁股上某个部位有一块什么样的疤”,说的活灵活现。按说此君应该平平安安,没什么问题,但他命不长。“文革”武斗时,一位曾经有过小嫌隙的邻居把他诱骗上山,掏出手枪一枪把他崩了。他曾跪地磕头求饶,但心狠手辣的邻居没有饶他。又按说此事神不知鬼不觉,这邻居青年也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他杀人后回到工厂得意忘形地自言自语:“老子今天干了一件大事!”这句话被一位积极分子听见了,“文革”恢复秩序后追查这位“老子”,“那天干了一件什么大事?”曹辛星命案才水落石出,此君打红叉的名字也就上了布告。——冥冥之中,因果报应,自有定数,此处不赘。

像李良、石惠泽那样的失学青年,早已纳入街道居委会的监控范围。有天晚上,我去李良家,远远看见一个中年妇女鬼鬼祟祟地趴在他家窗台上偷窥,听到脚步声,慌慌忙忙走进隔壁家,又在门缝里偷窥我。我干脆过门不入,径直前行,仿佛一位过路人。此后,我不敢再去李良家,居委会把我的名字列入常来常往的黑名单,万一李良他们瞒着我干了什么,怎么说得清呢?

我也不能告诉李良有邻居偷窥,他本来就怀疑自己被监视。万一他与邻居扯皮把我顶出来,刘股长那里不好交差。可能是平日我劝告他的话留下太多的想像空间(那时我还没有“搞臭自己”),他也怀疑我。

一天,他突然用凶狠的态度“审问”我:“你说,你的工作是怎么搞来的?”

其实,这问题并不难回答。一则是突如其来,二则是他态度反常,一下真把我搞懵了,几秒钟没答上来。

“好的,我知道了!”他丢下这句话,扭头便走了。

过了十天半个月,我在师院新华书店翻书,他进来看见了,邀我“到后面山上去走走”。走走就走走吧,那是座几十米高的无名小山,长满了丈余高的小松树。走到半山坡,见这里远离马路,说话没人听见,便想坐下来再与他谈谈心,劝他回到数学殿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解数学题”。他不同意坐下,催我继续往上爬。又爬了几十步,我实在不想再往上爬了,便说:“爬上去干什么?又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哪知他坚决得很,非爬到顶峰不可,我无可奈何,只好奉陪。

爬到顶峰,绝无人迹,团团松树遮蔽了我们,马路上汽车声音都听不见了。

“你说,”李良左手撑在一棵松树上,右手放在身后,面对面,目露凶光地审问我,“你的工作是怎么搞来的?”

我用平静的声音,按早已考虑好的回答,是我父与区政府一个熟人推荐的,要求字写得好。

“撒谎!”他恶狠狠地说,“有人说,是派出所安排的。”

“屁话!”我镇静自若,反问他,“派出所凭什么安排我?”

接着,我反客为主,问他“你愿不愿意刻钢板?”“如果愿意,我可以分出部分业务,让你在家里干,每月保证收入30元。”我知道他干不了,字写得并不差,但由于深度近视,不耐烦写密密麻麻的小字,习惯于龙飞凤舞画大字。

他像泄了气的皮球,脸上的剑拔弩张不见了,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接着,他从身后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说:“今天你如果还像那天一样回答不出来,我就宰了你。”

我处变不惊,责怪他说:“那天你那么凶,吓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又笑眯眯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下山与他分手后,我的心倒蹦蹦地跳起来,好险!要不是镇静自若,后果不堪设想。此前,除了第一次公安把我抓到派出所,审问我的同学、朋友,报了他的名字外,从来没有将他的言论汇过报。相反,总是劝他和打消他某些想法的萌芽,他倒恩将仇报……为保护数学天才,避免麻烦,这一次,我又隐忍了,没有上报,只是提高了警惕,懂得了“当线人有可能被激怒的对象干掉”。

“搞臭自己”后,我只严密注视公安方面的动静,根本没提防来自群众一方的惩罚,之所以多次大难不死,只能归结于“命大”。实际上,特务机关对线人的生命安全是不负责任的,他们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万一被害,能破案当然也会忙一阵子。抓不到凶手,也就只好不了了之,绝不会公布被害的真实原因,绝对没有“抚恤金”。因此,在这里我向年轻人提出忠告,千万不要贪图一点点小钱为专制集团卖命。——在加拿大满地可监控、跟踪、加害过我的华人青年,打过照面的约有二、三十位。

不久,感到希望破灭,走投无路的李良和石惠泽,暗中策划“逃苏”,到苏联去组织“马列主义新政党”。我猜想,一定是石惠泽的鬼点子。因为李良对社会科学一窍不通,而石惠泽读了许多马列的书。

实际上,此路不通!一方面,边防卡得紧,如果没当地人接应,外地口音的人离边境上百里便会被盘查,逮捕。

另外,苏联当时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克格勃头头出身,目光短浅,不懂政治,不知道利用逃苏的人组成中共党的反对派,除了让逃苏的人做苦工,就是把其中一些合适的人训练成特务,然后派回中国搞情报,搞破坏。而那些派回国的“苏修特务”,没有一个能够长期潜伏下来,都是不久便落入了“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 [注21] ——与共产专制国家把人当作工具不同,纽约自由女神雕像下的短诗欢迎世界各地的“垃圾”,实际上是各路精英汇聚美国,把国家建设得富强繁荣。

李良、石惠泽策划“逃苏”始于何时,我不知道。快动身了,李良来找我借钱。问他借多少?他说出一个我无力承担的大数。说实话,他没有工作,不能指望他还钱,一下借去我半年的工资,哪有可能呢?只好沉吟不语,待他知趣,慢慢递减。

哪知他迫不及待地把“逃苏”的事告诉了我,希望看在“重大决策”的份上,支援他一把。这下更不能借了,借钱给你“逃苏”,事发后,即使我不是公安的线人,也会受到惩罚。以现在这种身份,重犯“知情不报”罪,进一步“支援反革命”,那就别想活了……

我面露愠色,断然拒绝。李良木然,不知怎么惹怒了我,红着脸,讪讪地走了。

我知道,固执的他,已无力挽回,不能再拖延了,担心另一条监控渠道先我而报,于是,当晚就将汇报投入邮筒。

由于经济困难,出发前,李良还是跑到厂里来向我借钱。这次知趣了,只请我支援,不提数字,不论多少。我已请示过刘股长,“借”给他15元人民币。

什么时间走的?怎样抓的?我不知道。后来,刘股长说:“李良晓得你为我们工作,说我们采用了法西斯手段。”可能是自我辩护振振有词,或者是遇到了比较开明的法官,判处较轻。我是35年后从杨小凯遗著《牛鬼蛇神录》《向土匪》一章获悉李良的资讯的。这一章从侧面对他进行了一些生动的描写。书中说李良是大学生,传闻失实;又说他是逃往香港被捕的。不知李良是否在我面前用“逃苏”(往北)来掩盖他们南下的意图?

“文革”初始,中共中央颁布的《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劳动教养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不准参加串联……不知什么鬼使神差,因缘际会,李良、石惠泽竟在汹涌澎湃的“文革”大潮中组建长桥农场劳教人员的造反组织“长沙青年”,担任什么“副司令”、“政治部主任”。1968年长沙军管会打击造反派,第一批枪决数十名“罪犯”的打头第一个就是“长沙青年”司令夏菊初。

1970年初,毛泽东亲自批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一打三反”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降临,当局动用“国家机器”(军队和公、检、法),在全国范围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大批量集中处决潜在的政治对手,于是,石惠泽、李良就难逃一劫,只能饮恨千古了。

布告上公布石惠泽、李良的“罪状”是“文革”中“造反”、“私设公堂”种种,但毕竟“逃苏”是起因,“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无可推诿。虽然罪恶的子弹打在他们的胸脯上,但击中的却是我的灵魂,等同身受,痛苦终生,永无宁日。我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鲜血,无论怎样忏悔,都无法赎愆。从此,“惟将终夜长开眼”,“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良只追究我告密的事,根本不理会我多次劝告、爱护他的一片苦心。1967年夏,武斗前夕,保守派“高司”(高教司令部)和“公、检、法”一夜跑得精光,河西变成一座“空城”,呈现出一种暴风雨前的异样宁静。罪孽深重的我,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呆在岳麓印刷厂,只有潜入河东市区,采用“灯下黑”计 [注22] 混迹于造反派的人海,或可逃过一劫。当时已“封江”,湘江各渡口均有造反派的重兵武装把守,整个江面无一船只通行。于是,绕道从上游靳江河渡口,汇集几个必须东渡的人一起花重金买舟,强行渡河。尚未靠岸,雨点般的子弹便落在船舷两边。接着,一队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从小山上冲下来,命令我们高举双手上岸,押进司令部进行甄别。我提供“湘江风雷岳麓战团”司令部的电话号码,司令小G接到电话后,立即说“是我们的人,不是高司的密探”。第二天上午,小G亲自开车来把我接走,对我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当晚在长沙市中心的商业局、轻工局二楼(五一广场西北角)“湘江风雷岳麓战团”司令部打地铺。当时并不知道“长沙青年” 司令部设在同一栋楼的五层,也不知道李良、石惠泽在这个司令部。傍晚G司令叫我同去马坡岭抢枪,如果我去了,就会劈面碰到他们,真是惊险万分,命悬一念。当造反派渡过湘江打到河西时,李良亲自带一队人去岳印抓捕我,并留人守候一个多月,始终不见我的踪影。那时,稍有一点差池,我便一命呜呼了。冥冥之中,没有神灵护佑,能活到今天吗?(待续)



[注21] 政治家列宁“输出革命”,派出顾问、用大量卢布帮助建成的中国共产党,是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政治家史达林继续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中共,指挥中共提前挑起日本侵华,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解除了二战中苏联东部的后顾之忧。无论列宁和史达林为中共用了多少卢布,都是值得的。60年代逃苏的人上十万,却没有出现与中共同名的反对党。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政治素质,相比列宁、史达林有天壤之别。

[注22] “灯下黑”计:古代夜晚用油灯或蜡烛照明,灯台下有一圈黑影。此计意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容易藏身,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