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群体的历史发展对照
一个国家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人文背景。社会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论你认为其合理也好不合理也好，是有其根源的。何况合理与不合理的看法还取决于判断者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受益的还是被忽视的。凡现实的东西，都不是理想那样完美，社会也一样。国家的建立与运转也同样会有着合理不合理，完美不完美的问题。但最重要的不是现在是否已经完善与否，而是是否具备向更完善形式进化发展的科学合理的机能。不完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去完善，是在内斗破坏的死循环里无以自拔。
当社会发展，引起社会主体力量的性质发生变化时，国家政权和社会也应调整关系。如果在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不适当的社会关系，扼杀或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以保持私权利益，将激化矛盾，引起纷争。由此而来,应由不合道义的推行反人性进化的个人和组织承担历史谴责.
远在几千年前，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里，奴隶主与封建诸侯认为当时的社会是合适的，理应如此。但现代人没人愿意生活在那种社会里，除非是做奴隶主。即然没人愿意做奴隶，奴隶社会也就不可能在现代社会存在发展。这不是奴隶主的仁慈，而是奴隶的觉醒。当社会变化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促成变化的行为就有暴力争取与和平斗争之分，而暴力维持无道政权的行为就是对人类和社会的最大犯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进化是充满血腥味的，是民众逃亡与抗争，使得奴隶社会无法维持的结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内部关系也不断发生性质的转化，力量的消涨，将维持某种国家形式和社会关系看成理所当然的人，要么是这种形式的私利受益者，要么就是被收买的愚昧即得利益者。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看，除了能给社会带来发展这一条理由外，任何政权的存在都没有合理性。如果不能使社会以合理的最快速度发展，那么政权的管理就是有问题的，就应该接受批评和改造错误。如果顽固的坚持自己的统治，妨碍了社会的发展，甚至使社会倒退，就是对社会和人类的犯罪。人民就有权力要求结束其统治，让更合理的体制和更有能力、品德的人来管理。
中国近代有一个有价值和说服力的现象，就是存在一些社会发展的对比试验。这在社会研究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中华民族先后被迫分割成四大群体而相对独立的发展。一是大陆，二是台湾，三是港澳，四是世界各地华侨。这种背井离乡的被分割是社会发展落后的苦果。但他们的发展历程却是宝贵的历史经验。对完善社会体系的建设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也是一大精神财富。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以利后人。
中国大陆占据着最大的人口和自然资源条件，其发展对民族具有主体的性质。但这个主体的发展却起不了带动民族进步的作用，由于坚持错误的政治体制，甚至阻碍破坏了民族的发展利益。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在对中国大陆的现代社会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和评价时，对于共产党治理大陆中国的政策、政绩的认识，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就是邓小平的政策改革前与后。以历史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参与了国内战争，以武力夺取政权，统一了大陆的制权。但未能有效的控制领海及台湾岛屿，实际上是不完整的国家主权。虽然在建国之初，维护了民族利益，将外国租界等殖民压迫大部分清除（保留了香港、澳门），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但出于意识上的错误，以抵抗民族侵略的名义，又打了朝鲜战争，而本质上却是从国际共产的角度去打击政治对手。在利用人的民族情感，达到另外隐藏的政治目的方面，毛是列宁的最好学生。事实是，美国并无意要直接进攻中国大陆,在朝鲜也没有使用台湾的部队。如果有此意图的话，国、共内战时，美国就可以直接派兵进入大陆，蒋曾为此请求过美国，但遭到拒绝。中国大陆有宽广的海岸，任何有军事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要进攻中国决不应从朝鲜这样一个狭长的半岛开始。美国虽然憎恨社会主义，要防止极权主义向世界侵袭，但并不想用军事进攻的手段来实现其设想，无意直接进攻中国是不存在判断错误的可能。（美国在冷战期间的行为，基本战略上是收缩和防守）美国本想维持朝鲜南北分立的局面，但遭到朝鲜北方共产主义势力的进攻后，又反击过度，冒险越过三八线去统一朝鲜，侵犯了共产国际的势力范围，遭到以中国为主的共产国际集团的抗击。
毛为赢得斯大林在内战中的支持，同意将外蒙古的领土分裂出去。毛利用了民族情感，又牺牲民族利益换取统治地位，追求错误的私权和国际共产政治目标，在朝鲜也是出于争夺共产势力范围的目的才出兵朝鲜的。当然，美国也是出于同样的政治考虑，在离其领土十分遥远的地方,三八线做过度的军事冒险。结果是给自己带来信用和道义危机。维持原状，让历史去选择是最好的。
由于毛自身的封建价值观念，没能推动社会制度的根本进步。常常为实现个人野心而不惜用整个国家和人民做赌注。用其多年的秘书的话来说，就是玩弄党、国于股掌之间。虽然做了一些政权形式和名称上的变化，但实质上并没能摆脱封建奴隶社会私权的基本性质。因而具有很少的历史进步意义。
邓时期，由于其特有的理性务实精神与留学西洋的自由经历，及毛时期的痛苦从政经验，在毛后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政策，淡化了集权的封建统治，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得社会和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邓的体制可以说是从半封建半奴隶的毛制度发展到开明君主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体制。取得了和平回收香港主权的外交成果，维护了民族利益。承认一个国家实行双重制度是前所未有的。在主权统一的条件下，承认不同的社会信念和生活方式，这是民主精神的萌芽。但也是有损于全社会公平意识的权宜之举。没有实行根本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是企图以改良的私权代替社会公权，以少量的不平等社会关系代替道义，因而使其政策带有权宜之计的弊病。并且留有日后以阴谋手段将其控制,今天立一条法,明天立一条法,最终改造成与大陆本质一样的私权社会.由于未能使社会建立在合乎道义的政治基础之上，不平等社会关系带来了社会分化动荡，并令人对其成就和政策的保持及发展产生重大的疑虑。
如果内战晚十年爆发,胜负可能颠倒.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在内战时比国民党的要进步，共产党采用集体领导体制，独裁者尚未形成,是多个人组成的决策班子来领导，而国民党基本上是蒋的独裁。但蒋的军人独裁比毛的土匪独裁要好些,同时共产党的问题尚未充分暴露,对外人有很强的欺骗性,如果共产党一开始也有国民党内明显的私权性质，是决不会有有才能和抱负的追随者的。他们有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反抗斗争的。但也有为利益而投机的.不幸的是后者最后取得了党内决策地位.初期各自所工作的地区都较分散的，各地方的管理权威较大，人才能有较大的发挥余地，非常年轻就担任要职。而蒋的内部政权私利倾扎，争权夺利和集权独裁统治令其众叛亲离，人心思变.
国、共的对抗是以改良的封建多头体制对集权独裁的封建体制。内战结束后，共产党内部由夺取政权的同志，变成了享有政权的同利者。内部意见分歧的争执逐渐演化为权力斗争。同利就必然要相争，利益关系使得同志变仇敌。在夺取政权后性质发生转化，由反抗旧的不合道义的社会政权，变成维护自己的私权利益的政权。虽然在建国之初还能有一些团结社会的做为，但其社会素质不高的小农意识逐渐暴露出来，无法建立起党的内部的道义关系，更谈不上道义的社会关系，使得利益争端逐渐升级为你死我活的全面内斗。尤其是文化革命后，共产党的多头集体领导被毛的个人统治所取代，就完全蜕化为现代奴隶制。
毛比蒋的野心要大，但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却是封建落后和错误的。其社会治理是短期的发展，然后是大规模的长期破坏。邓的改革令社会发展恢复了一些，但离长远持久的进步还有很大距离。缓慢而又无政治保障的发展是无法面对世界局势下的发展竟争。
蒋在台湾没有条件对世界有野心，于是励精对台湾岛内的社会发展，虽然都是独裁统治，由于个人认识，目的和方法的不同，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毛将社会引向倒退，成为奴隶社会，而蒋的社会发展导致向民权政体的和平演变。邓将毛的奴隶式管理提高到封建开明君主的地步，但对社会利益而言，进步是有限和不稳定的。没有消除根本非道义的因素。以华人四大群体的社会及经济发展来看，大陆的发展是最落后的。还有比这更铁一般的事实说明大陆的社会体制有问题吗？
台湾的独自发展，为社会比较提供了一面镜子。使得很多政治谎言和借口，不攻自破。台湾的长期经济发展成就十分突出，社会生活水平比大陆要高很多，说明其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适应了社会利益，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这是当蒋败走台湾，痛定思痛后，精心经营的结果。台湾的民主政治基础是在蒋的独裁以后，到最近才形成的，发展远不完善。其议会上的武功表演实在是让民主的精神难堪。但由于政权自律，对经济的强行干预少，因此，经济得以迅猛发展。如此看来，经济不需要多么高明的政权，需要的是公正自律的政策环境就足以。由于台湾地利不佳，资源有限，国力不能算强大。但如果经济发展到接近日本的水平后，其政治作用就会加大到不容忽视的地步。从政治体制的变化上讲，台湾是由集权体制向民主政体和平过渡的。是依靠民众的觉醒、领导者高度历史责任感和良性的人格中得以实现的。社会没有为发展的要求付出过多的暴力和血腥的代价，这是令人欣赏的。但目前还有不彻底和异化的可能。在面对大陆时，有逃避的趋向而看不到道义的力量。
蒋在台湾吸取抗战的经验教训，拒绝让台湾独立的分裂主张，不肯出卖民族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算计人的恶劣性体现得最清楚。而现在台湾出现独立的倾向，这已经走得太远，忘记了民族大义，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不能说是件好事。这无疑是中了外人分而制之，内斗损之的圈套。历史上有多少民族利益在内部私权的争斗下被出卖。台湾如果独立，永远只能是个国际政治三流的国家，听人摆布。而整个民族的兴盛强大将会受到抑制，这就是内斗的恶果。如果再为此发生战争的话，就会造成大的后退。对双方谁都没有好处。共产党虽然在社会治理上荒谬之极，但在民族大义上却利用得分，如抗日主张，一国两制，民族统一等。而国民党却屡次在这问题上令人失望，如抗日初期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斗政策，置民族安危于不顾。现在又热衷于分裂民族，宁可作个三流岛国，也不顾民族利益，真是恶习难改呀。如此看来，共产党有时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也不是不可理解的。还有什么比维护民族利益的理由更能赢得民众的支持呢？
中华民族的兴盛，无论处在什么条件，只有而且必需建立在道义统一的基础之上。是以道胜而不是力胜。这个道义，就是谁提出了符合人民需求愿望和历史进步意义的政治主张和统一政体。谁就会取得民众的支持，就会最终取得胜利。只有道义才能化敌为友，令每个人都成为赢家，而不是无谓的一个受辱的输家，一个洋洋自得的赢家。与落得民族叛徒的名声，授人以把柄，身死天下笑的结果相比，区别可谓大矣！
港、澳及海外华人是中国封建政权腐败无能的直接受害者。是私权为统治利益出卖社会权益和官吏渎职的结果。由于国力暗弱，人民得不到任何保护。港、澳沦为殖民地，大陆上外国租借地遍地都是，海外华人被当作苦力卖到世界各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受尽压榨和虐待。其悲惨的命运令人不忍提起，与非洲黑人有着极其相似的遭遇。有的因为家乡贫困，无以为生，被迫闯荡海外。有的留学海外，却由于国内无用武之地，不得不谋生他乡。世界各地的华人，分别处在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之中，往往是社会的二、三等公民，受尽欺侮。却都能依靠勤劳，取得了经济和科技成就。往往为所在国或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海外华人的经济发展再次证明了经济与政治体制的相对独立性。虽然缺少公正的社会待遇，只要不横加干涉，无理打击，就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取得举世注目的成就。目前大陆的经济成就，有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海外华人的投资带动。其力量是史无前例的。香港即使是在殖民统治之下，也仍然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人民政权”自居的地方不能象海外的华人一样，取得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呢？而这本应是最有条件取得更好成绩的地方！在美国有大量的高级华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香港、东南亚、台湾有大量成功的企业家。而大陆除了出于统治和征服的需要，取得有限的军事科研成果外，而就连这也是靠民族感情，在海外回国的科技人员，在政治压迫的沉重十字架下完成的，就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感到欣慰的东西了。这究竟是为什么？这种结果绝非是一些表面的借口可以搪塞得了的。执政者必须反醒自己的行为，对人民和历史做出谢罪交待！
如果说华人不能合作，不能团结成向上的社会群体。为什么在唐代有过历史的强大和兴隆.如果全世界的华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可以代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权，以民权政治为基础，促进共同的发展，那么，中华民族在世界会是什么样呢？恐怕没人能和这样的民族力量相抗衡。如果被自己的内斗击溃，人心离散，受外人分而制之，也只好作个奴才罢了。看一看印地安人和犹太人的命运就知道在一个充满竟争，连系紧密的世界里，落后的下场是什么！
犹太民族与华裔有许多相同的品质和历史遭遇。作为个体的聪明和经济能力是突出的，有大量的思想家，科技家和企业家，但历史上却都有亡国的教训。上智的民族为什么却落到下愚的结果呢？利益和道义的关系问题没有解决，聪明就是愚蠢。正所谓，德义，利之本也！舍本逐末，贪利不止，那能不败。
为了认清社会进步对民族和个人的意义，不妨对历史作一番假设分析。如果日本的侵略没有激起其他帝国对瓜分中国不均的反对，帝国主义没有在世界范围内争斗起来，而是观望和助纣为虐，中国的抗战会是什么结局呢？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两次为外族征服统治几百年的事实了。以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和国力来看，抗战胜利如果不能说毫无希望的话，至少也要比八年时间漫长许多。中国人仍是受人奴役的东亚病夫。国家象香港、澳门一样受殖民统治。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受尽盘剥。这就是因为封建私权令社会发展落后，国力暗弱的结果！历史的机缘令中国逃脱了全部沦为殖民地的最悲惨恶运。但如果自己总是无法摆脱封建私权阻碍社会发展的恶习，中国还会有因为落后而受人欺侮的时候。难怪至今还有人跟没过够征服者的瘾似的，死不认错。
当中国摆脱了日本的占领，毛于内战结束后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中国曾经面临巨大的机遇，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是华人的共同心愿。建国之初毛以劣势装备，阻挡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军事进攻，而满清的李鸿章却以优势装备，在同样的地方，对付并不算强大的敌人，却打了大败仗，丧权辱国。为什么会有两种结局呢？这是人心团结的力量之所在,尽管毛的团结是靠欺骗获得的。建国之初，人民对新政权寄托了无限期望和热情。指望它能维护社会利益和民族利益。这种希望和热情令社会团结，一致对外。如果以此巨大的社会热情推动社会进步，建立道义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国完全具备了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潜力，也许早已是世界第一了。令人深为遗憾的是，这种热情被无耻的利用。在朝鲜打了一场并不需要打的战争，而在蒙古却没有维护应该维护的民族利益。统治者无知与封建私利的幽灵又一次发作，在追求错误的政治目标时，中国再次陷入内斗而无以自拔。封建乱政与私权争吵再次横扫大地，而中国又一次被世界发展抛到了老后。
邓扭转了封建奴隶统治的进一步恶化，以其务实开明的精神引导中国从事社会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没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即社会关系的道义性质，政治制度的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历史一再证明，没有一个符合历史，人性及社会道义的政治制度，任何发展都难以保持而成为暂时的改良。一但新的政治及社会矛盾产生和激化，内斗的自伤还会发生。社会还有倒退的可能。
北朝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当南韩社会发展时，北朝鲜却在完备的个人封建私权统治下向后倒退，至今民众还生活在贫困愚昧的奴隶制度之中。而这是一个中国军人用生命和财富换来的制度！
中国现在又一次面临历史的机遇，当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令中国一定程度的脱离了愚昧和贫困时，如果相应政治制度进步没有实现，以进一步推动和巩固已有的社会发展和经济成就，政体没有消除私权特权对资源和公共财富的不平等占有和支配的矛盾，那么政权就不会对社会有信誉和号召的凝聚力，统治就不会有才智之士亲附，中国社会仍旧是一个没有正确航向和舵手的大船，目的不明，外忧内患，结局堪虑。错失机会，再走旧路，我们还会再次逃脱亡国之灾吗？为什么我们的幸运总是体现在逃避灾难上面，而不是在获取进步方面？愿天下有识的华夏诤子早日团结起来！家有诤子不亡其家，国有诤臣不亡其国。让觉醒的华夏人努力推动道义社会制度的产生，为民族发展强盛，为世界的进步发展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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