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地位、利益和势力组织顶点的欲望追求者
失去方向的革命和社会关系混乱时期，求助旧道德和外部体系的阶段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孟子*公孙丑下》
屋漏在上，知之在下。
《资治通鉴*梁纪十三》
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渎而不知理，坐縻廪粟而不知耻。
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
《卖甘者言*刘基》
国民党在孙后分裂成各种派系。国民党内部有蒋介石黄埔军派、西山会议派、汪精卫派、李宗仁桂系派、冯玉祥的西北军、阎西山的晋系等文、武势力，外部有东北的奉系军阀张学良和共产党势力，还有各种地方势力，他们互不相让，个个都想问鼎中央政权，推行自己的意志，蒋即无力在政治上统一各派，又不能靠武力把他们个个彻底消灭。把一个如此庞杂构成的散沙纳入有效的中央管理之下，没有相当富有创造性的政治体系结构，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历史的不幸是，蒋没有这种创造能力，他没有象美国创立联邦政治制度来建立共同的利益基础，而是试图用旧的封建体系来完成这一任务，即建立中央绝对的集中等级制独裁。千方百计要产除和消灭其他势力，而不是以实力为辅，政治体制创新来联合来兼顾各派。蒋的战争消灭策略无疑迫使各派拼命扩充军事力量，以图自保和发展，对社会利益构成严重侵害.因为,任何快速的扩张必然对社会是掠夺性的.
孙的继承人遭到暗杀,说明国民党内在解决政治分歧上的非道义性因素十分强烈.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人实力派经过一番角斗，在兼并和瓦解消灭部分其他势力后，相对强大起来。开始左右政局。蒋接管了孙的政治遗产，却没有继承他的思想实质。国、共这两个政党在其都比较弱小的时候，为了打击其他军阀，有过互助合作，但随着国、共两党在北伐战争中的不断壮大，以及其他军阀的消灭和削弱，国、共盟友成了政权利益争斗的敌对势力，开始了互相残杀。
蒋介石的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相对强大一些，开始吞并其他势力，又试图以武力统一中国。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许多的共产党员抓捕枪毙，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或农村。虽然,孙对共产党另行造册,有团结和观察的意图,但也未必会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清洗.蒋的国民党由此成了中国政权的主流力量。但又从未强大到将中国置于其完全绝对控制之下。共产党远没有被彻底消灭，各地方军阀名义上归顺，但骨子里却各行其是。国内的政权争夺和战争远未结束。而国民党在蒋的领导下也变得越来越象其他军阀一样了。
蒋的封建私权意识导致国、共两党的决裂。共产党与汪精卫的联合，形成阻碍蒋在国民党内向上夺权的阻力，妨碍了蒋控制国民党并形成独裁统治。蒋无疑当时也把共产党看作了最危险的潜在政治对手而不是军事对手，他们比别的军阀对手更拥有社会力量的组织基础（党组织、工会、妇联和农会等组织），另外就是共产国际等外国势力的介入,不会完全接受其征服统治，具有强烈的主政欲望,蒋必欲先除之而后快，力图消灭在萌芽中，同时，共产党的社会革命方式和手段也导致了极大的不满和社会恐怖，促使蒋用极端的暴力手段处理政治问题，这是对中国社会犯罪，其影响至今还在。共产党令人厌恶的革命方式和目的无疑是需要纠正的,但罚当其罪才会令人信服并起到教育和引导的目的,而不是利用教育的借口,达到消灭异己之目的.蒋的镇压令多少人蒙冤，多少人的政治生命和发展前途被断送呢？他所激起的反抗也是前所未有的。导致这么多的人的造反革命，能说他是一个满足了社会进步需要的政治家吗？自满清为推行民族压迫的封建统治，镇压革命党和维新派以后，袁世凯为称孤道寡的当皇帝，也大力捕杀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党人，称孙中山、黄兴为只会捣乱的“破坏分子”，对社会革命者都采取了极端的镇压手段，而且越来越残酷，到共产党当政，达到前所未有的极端。
蒋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明显带有黑社会的极端恐怖性质，即没能消灭潜在的反对派，还为自己留下了大量在感情上不共戴天及社会革命目的上的死敌，这是缺乏历史政治战略眼光的鲁莽行为。大约想开历史倒车的人，维持反人性的社会关系，都是必须使用残暴，否则，便无人尊从的原因吧。蒋也许完全不了解这些破坏旧秩序的人，他们的情感、心态和革命需要，镇压迫使他们以结成类似社会帮派的秘密地下党来反抗。也许他太看重自身眼前的利益了，他的行为同样也是残暴的，他在共产党内所激起的仇恨留下了可怕的社会政治后遗症.
在退守台湾之时,在台湾所行的2.28镇压,激起强烈的逆反心理的台独意识,与对共产党的镇压,有类似的效果,真是遗害无穷.共产党内的理性声音被抛弃,仇恨驱使走极端追求暴力,有两个因素促成,一是外国势力的暴力邪说和训练,一是蒋的不当镇压.
与德国一样,认为自己受到不公证的待遇,因此,仇恨淹没理性,追求暴力和征服.
从政治和社会需要来看，当面对北洋军阀敌人的时候，国共是互相需要的，因此，国民党可以接受共产党在各地从事社会革命，那怕这种革命带有反人道和痞子性质，但是，当共同的敌人的威胁减弱而又拥有了自己的地盘，那么，如何管理和分享内部资产，导致国共两党在短期利益上的尖锐对立，一方要维护社会稳定秩序，寻找温和而又常期可靠的方法，一方要发展势力组织，不顾一切的从事社会革命，破坏稳定秩序。因此，蒋必须采取措施，要么和缓的调和，要么打倒完事。蒋的实际处理手段无疑是封建式的，并且带有那个时代胆大妄为的特征。后来李光耀在新加坡也碰到了完全类似的问题，为了在选举中获胜，李的人民行动党曾经与共产党合作，满足社会对变革的希望，但实际当政后，立刻将共产党全部逮捕入狱。社会变革是人人都希望的，但变革的方法不同导致利益严重对立，是社会变革的困境。只有极高的道德学识修养，才能胜任这一历史使命。
在封建体系下，有钱的和没钱的都是奴才，处于同样的政治压迫地位，因此都对社会关系有变革的需要，但有钱人仅有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需要，没有强烈的经济改善需要，甚至有可能希望维持经济上的原有不平等关系，而没钱的对革命除了政治地位需要外，还有强烈的经济需要，甚至经济需求超过了政治需要，因此，形成在革命目的上的分裂和利益对立。只有极高的政治文治能力，才能调和两者的矛盾，而二流政治家只知争夺获取，根本不善于给予，承担不起这样的历史使命，蒋不幸就是这样一位拥有势力力量的人。
蒋采用以利御人的政治手法，靠瓦解部下的团结形成对他个人的依附，用利益收买瓦解和矛盾离间对手实力，加上军事战争手段，逐渐强于其他势力，取得了有限的支配地位。但这不是政治道义的胜利，而是错误大小形成的力量消涨的暂时平衡，历史机遇把蒋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而他却象袁世凯那样朝着过去的制度方向努力，更热衷于建立个人的独裁而不是政治上的更新创造，适应日益增长的民众权益要求，其在大陆统治期间没能推行一项真正可称做社会革命的、改变社会关系和素质的施政措施，连共产党都还有平均地权的社会变革举动，尽管所采用的方法和目的不对。
由于内乱，外国势力乘机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战争的暴发减弱了内部矛盾的紧迫性，一致对外的呼声使得蒋被迫首先解决民族危机而抗日。也正是由于其同意抗日，才使得各方承认其正统地位，建立了统一的对外国家政权。用武力未能做到的统一，而道义却让其完成了。在抗战期间,蒋的军队也得到了更新换代,显然没有忘记保存实力.直到抗战结束，国、共决战中失利后退守台湾。由于蒋未能在抗战后坚持政治道义，建立民权国家，步旧军阀的老路，武力统一。政权体系落后，社会道义昏暗，在面临共产党的强大竟争时，众叛亲离，败落孤岛。不顺应历史的道义趋势，而想以私智弄权，消除异己，称霸中国，岂不谬哉！
蒋做为一个开国政治家是不胜任的。他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政治思想，不能代表社会关系历史变革的需要，为人处世的行为道德也不令人称颂。又没能真正继承孙的三民主义的道义思想，却把曾国藩的封建儒学的愚忠思想和西方的基督博爱思想混合出售，力图建立自家王朝。退守台湾后没有任何民主的作为,将政权交儿子继承都印证了蒋的私权意识.作为封建统治者，他残暴的程度不够极端和全面，作为民权领袖，却又缺乏足够的宽容和尊重。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矛盾的认识严重不足，封建制度下存在的土地争端等社会矛盾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对策，对于社会力量的需求认识显然不如毛清楚，做政治买卖就不懂行情,无法采用有效的缓和平衡措施。因而，对社会就没有号召力和进步意义可言。与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口号不能在理论意识上相抗衡，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在经历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后，对社会改革的实际希望，政治宣传上已处下风。（虽然社会主义理论对每个人来讲都不甚了了，但改革的希望却十分迫切，甚至毛在文革时期的胡闹也会被社会看作是对社会改革的需求，而得到赞许追随，可见这种社会变革需要的迫切性。）但蒋的独裁统治没有什么新意是明白无疑的,以剿匪为由,拖延民主进程。社会经历了对蒋由期望到失望的认识过程。就必然要选择共产党，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只要不同就抱有幻想和希望.蒋在政治上甚至幼稚到一边倒地参与美国国内政治竞争中,可见其对民主的含义的理解是南辕北辙.
蒋在其后期，政治手段上的贫乏和体系结构僵硬导致内部利益矛盾无法统一，蒋的部队有的宁愿大量投降共产党，也不愿追随蒋。又有很大一部分，只要有可能，就不断的给他制造麻烦，甚至逼宫。其组织能力让人质疑,蒋无疑是处在很多与他的能力不相上下的人的不断挑战之下，他无法在自己的唯己独尊的私权体系内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他当政没能让任何社会阶层直接受益，形成家族利益的寡头政治，无法让人在感情上认同，也没有利益上的完全依附，又不能在终极政治目标上产生信任，当利益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必然形成反叛。
蒋做为一个军事家是一般水平，不能与对手相比，蒋自己以往的胜利很少是在战场上靠军事手段赢得的，但又热衷于插手战役的实际指挥，表演高明，一意孤行，常常是自己混乱和失败的制造者；蒋自认为军队数量和装备占优势地位，但没能看到军队将领把军队看作自身邀宠固位的本钱，互相猜忌，并不拼死协同出力，有时还互相妒忌拆台；盲目的优势感妨碍了正确的判断形势演变和制订相应的战略战术，兵不在多而在精和协调指挥运用；蒋的将领有很多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的名将，但在蒋成为唯一的决策者后，不但无法使用，反而引起猜疑和内讧。作为军校长和统帅,没能训练和组织起一支能战的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令人置信是优秀的军事家.最为令人扼腕的是，拥有兵员、将领和装备优势，却没能给对手一次象样的打击，堪称袁绍第二。（蒋的军事能力不如毛，早在围攻红军时期就显示出来，对于一支逃亡败退的军队，以绝对的优势而令对手逃脱，数量的优势并没有让蒋强大而是盲目自是，指挥能力不足反而失去协调，更加笨重，内部矛盾导致不能统一行动，失败不是偶然的。蒋的目的也许在于利用败逃的红军为借口,进入和铲出地方军阀,但一计岂可连续二用,这也是为什么遭到兵谏的主要原因,如果保留贵州弱旅,将此计仅用于广西,想必结局会大有不同.孰不知阴谋为道家所忌,不得以而用之,岂可为本而连施之?).
蒋作为谋略纵横家，缺少全面可行，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与共产党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拉拢，经济上的土改利诱和白区政策的破坏，文化上的民主口号宣传鼓动、阴谋上的情报特务等全面斗争措施不能相比，令共产党全面渗透,分化、瓦解、破坏了蒋的社会力量基础，而蒋却只知金钱利益和盲目使用武力。
做为一个阴谋权术家，蒋堪称一流水平，但只是对追求名、利之辈而言。不真正了解性质不同的对手，没有找到合适的手段，也许他根本就错误地估计了这些拥有一定实力、对社会变革有需求和造反精神的对手。这和他以前的军阀对手的性质完全不同，通过精神控制和意识灌输所产生的狂热(穷人的出路，共产主义天堂，没有压迫等）,仇恨的教育令其极富好战性（仇富的阶级恨）,
金钱收买和离间的伎俩无法解决社会关系的根本对立矛盾.
蒋对人才不能信任使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其任人唯亲任人唯伪的私权优先考虑溢于言表。他鼓励和依靠的是拉关系的钻营之辈而非能法的建功立业者，忠贞不辩，智、勇、贤、愚不能各安其心，各得其所。蒋和毛都属于个人能力不完善，凭借损人利己的阴谋和机缘而非道义竞争获得决策地位的，因此都有武大郎的心态，抑制他人竞争，不是靠使命感和洞察力获得追随，而是靠损人利己的拉帮结派和建立垄断来保持地位。货真价实的领导人靠洞察力指引方向，赢得认同，结果必然是民主的社会关系，而统治者靠暴力和欺诈强迫服从，结果必然是独裁垄断。
一个良好的组织管理体系必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道义的竞争机制，使得才智用于创造生产力，产生力量和效率，而不是互相损人利己导致破坏；二是功利对应，形成劝善阻恶的激励机制。这两种机制在国民党内没有形成，在共产党内也没有形成。因此，国共两党的社会治理行为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上述机制。只是错误的大小的程度差异和发生的时间差异，形成了国，共成败的结果。如果晚十年再决战,待共产党的弊端暴露充分,恐怕结局又会另样.
没有能力就没有洞察力，因此，无能之辈的管理方式都是趋向于损人利己的垄断，从而压制和消除有能力者的产生和发挥。另一方面由于无法指引正确方向，或是剽窃别人的主张，或是东实效颦的机械模仿，因而，就只能强迫人干错事。在毛的统治下，充斥着这种小人得势的现象。既得利益集团导致庸俗的官僚政治，没有创新意识和能力，以维护所谓正统自居，指责和贬低他人为能事，当任何组织内部一但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就会阻碍和破坏上述两种良性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从此，组织的进步性就逐渐丧失，就开始走向衰亡，而外部的竞争会加速这个衰亡过程。
蒋自己及家族势力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贪财好利，缺乏道德感召力，导致经济秩序混乱，为政贪污腐化成风；实行专制而极力剪除异己，失去同盟，把朋友推向对手的阵营，导致众叛亲离，由此看来，蒋不败也难呐！他只不过是重蹈了中国历史上私权积弱，外败于边疆落后民族群体的荒谬覆辙而已。与其说是对毛的希望，不如说是对蒋的失望，导致了中国的现代悲剧。
有时失败是一件好事。可以成为一面镜子。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而胜利时，往往昏了头，什么也看不到了。蒋在台湾这块不大的占领地上痛定思痛。意识到政治道义和平衡社会矛盾的重要性。也搞起社会革命来了。也和毛一样实行了土改。但要温和人道得多。毛实行的是强制和剥夺，而蒋是赎买诱导。毛象土匪而蒋象个公平的商人。虽然同样的社会革命，一种是化解矛盾，平衡需求矛盾的方法。一种是报复和挑起对立，维持专政压迫的方法。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那种方法是正确的。台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而大陆社会斗争不断，冤狱横行，饿死上千万民众！
毛和蒋都是旧时期过来的人，蒋是城市社会斗争的代表，曾经留学海外，看重社会价值事物，虽然蒋也出身于较长发达的农村地区，其城市化的程度要多于毛。而毛是农民出身，缺少城市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带有农村成长的无拘束和散漫，追求个性的自在，缺乏处理复杂社会矛盾的经验。城市是人类社会脱离原始生存方式，向复杂社会关系进化的结果，因而城市发展代表和引导社会整体的进步，毛依靠农村势力，实际是用原始落后群体来阻碍人类社会进化。
毛和蒋都带有封建传统价值的审美意识，追求欲望的征服顶点，他们都不相信民主的价值观念，因而缺少民权意识。他们对历史的进步方向都缺乏高瞻远瞩的认识，为自身现实的社会利益，欲望蒙住了心智，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社会历史进步的领路人，不如说是机会和欲望的弄潮儿，从个人的利益考虑问题多，从社会的利益考虑问题少。往往把个人意志象主子那样强加给社会。在方法上都带有封建集权的强制色彩倾向，将个人欲望看得高于社会需求,绝对不符合人性历史的发展趋势，也就难以起到社会进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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