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之五：官吏作用和任用，社会的表帅
《史记*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遭良吏，则怀忠信而覆仁义，遭恶吏，则怀奸械而行浅薄。
《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
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禄，游者忧反，君修法而讨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
《七患*墨子》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财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王安石》
官吏非才，则宽猛失所。或与百姓争利，由是狡诈之心生。
《洞灵真经*亢仓子政道篇第三》
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官僚体系是社会政策的执行机能，是社会三大主体之一。其组成和工作方式将直接关系社会整体的运行和生命。如果官僚体系的性质超出了服务社会和执行道义政策的界限，将构成对执政和承受支持两者的损害，危及整体的发展和生命。
官吏是执行政策的工具。虽然其本身没有很强的使命感，更看重现实的利益。他们的价值追求反应了社会的面貌和性质。也引导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官吏服务其权力来源。民权政权与封建政权的本质区别在于是管理服务于社会还是统治获取于社会。官职和机构的设置上是满足社会发展进步的管理需要，还是统治控制社会的需要。在私权社会里，官吏是统治者的奴才。他们的升降取决于其上级主子的喜恶，因此巴结奉迎其上是其生存与追求的价值目标，与其社会管理政绩无关。是被用来监督和控制社会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于统治需要。为害一方并不影响鸡犬升天的仕途。而良好的品行却常常引起主子的不快。为政即不需要向社会负责，也不受社会约束。施政的情况和结果对社会是保密的。而民权社会里，官吏是服务于社会管理，没有统治控制的任务。其任命或留任与其为政业绩有关，为官强调的是对社会的责任感，而不是对社会的主子感。受到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监督评审。任何不良的行为都有丢官的可能。由此两种目的和态度的比较，社会利益应该有的选择是没有疑议的。
夫官统不一，则职业不修；职业不修，则事何得而简？事之不简，则民何得而静？民之不静，则邪恶并兴，而奸伪滋长矣。先王达其如此，故专其职司而一其统业。始自秦世，不师圣道，私以御职，奸以待下；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督监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宰牧相累，监察相司，人怀异心，上下殊务。汉承其绪，莫能匡改。
《三国志*诸夏侯曹传》
官吏是执行决策的机器。事情凡是经过这个中间机器的加工，都会产生变化。政策可以被正确的理解执行，也可以被官吏利用而服务于其他目的。背离了执政者初衷。甚至走向反面。良好的执行机构可以沟通上下，消除差异。反之，混淆视听，制造祸端。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体制而言，正应了一句古话，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私有政权导致私有官职。每个官吏都希望更多的占有利益。这种占有欲不仅一方面侵害社会利益，危及统治根本基础，另一方面又会同时与上分争利益，损害最高统治决策者的利益。吏治历来是各个朝代的一大难题。如何把执政与执行这不同的两私统一起来，就如同把油和水调到一体，常常是徒劳无功。
事逾繁，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盖设，而敌逾。
《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
若德不符位，能不称官，赏不酬功，刑不应罪，不祥莫大焉。
《后汉书*应劭传》
上不责非职之功，下不务分外之赏，吏无兼统之势，民无二事之势，斯诚为国要道，治乱所由也。
《三国志*程郭董刘蒋刘传》
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
《资治通鉴*汉纪十七》
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敞，实由于此。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
专听生奸，独任成乱。
《资治通鉴*梁纪十五》
在私权政体下，官吏被看做高级奴才。是管其他奴才的奴才。但每个奴才都可以成为一个局部的主子，使役其下的奴才。官吏只对上级负责，对上是上好的奴才，对下是最骄横的主子。往往上下官僚形成派系网络，互相包庇，党同伐异，忌贤妒能，欺下满上,巧取豪夺。对社会常常是为非做歹，奸佞当道把持政权，令忠良结舌、冤狱横行，真是无道之极！
民权社会的官吏是以服务于社会需求而产生的。其行为不仅受其上级的监督，同时也受到社会和舆论的监督评议。与社会对统治决策的参与，以维护社会利益一样，社会在此又被引入到政策的执行和日常管理。因此，为官清廉的程度要远高于私权体制。虽然不能彻底根除弊病，但是，对社会的危害要小得多。
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
《汉书*武帝纪》
治道之要务，在知下之邪正。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汉书*宣帝纪》
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
《汉书*宣帝纪》
中国民众常常将为官清廉的人称赞是包公，这种不畏权势，品格高尚的人，代表了人民对官吏的期望。但现实中，在封建体制下，是非颠倒，自身难保。因而清官虽然可贵，却是十分稀少。之所以在戏曲传说中反复歌颂，就是因为现实中太稀有的原因，现实中人民想要却得不到。民权体制下，这种品格的产生和受到的鼓励保护要多得多。其根本原因就是引入了社会利益代表的参与。任何将社会利益代表排除在外，仅靠官僚体系改变组合，或是设立新的官僚机构，都不可能令官僚体系自律监督，完全服务于社会需要。只要一切还在官僚体系里面封闭运转，社会利益就没有保障可言。事实上，没有官僚体系的积极配合，任何社会政策都难以达到目的，毛在晚年放弃社会变革的努力，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能够依靠并胜任使命的官吏执行体系。
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即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
《史记*孝文本纪第十》
令愈勤，人愈乱矣。
《洞灵真经*亢仓子政道篇第三》
毛将自己的官吏称之为干部，以区别于过去的政权，虽然这种变化是为了体现与众不同，但实际只是名称的改变而已。毛模仿斯大林建立的统治机制是以主席和政治局治党的机关，以党的机关治党，以党治国，以国治人。这种机制和封建奴隶体制的管理机制是完全相同的。虽然增加了一个政治局和一个党派，但政治局常常自身难保，很少起到平衡作用，而党员不过是社会内的高贵阶层，和元朝的蒙古族，清朝的满族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相似。只不过加入这个阶层不是靠血统和基因，而是靠效忠和奴性。主席当权越久，政治局作用越小。每个局部的地方仍然是一个或几个诸侯的天下而已。没有改变在官僚体系里面做文章的封建性质。社会仍然是排除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外的。仍然是统治者手里的玩物。这种体制的实际运行也表明，其封建奴隶社会固有的弊病一样没少，而民权社会的进步是一样也没有。
更为卑鄙恶劣的是，毛对社会也采取了分化统治的手段。将统治的触角直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加强控制。这是以往的封建体制没有做的。利用党员来完成官僚机构所无法做到的深入触及社会的生活。堪称是最完备的封建统治体系了。社会建立在等级制度下，社会由三等人组成，一是共产党员，党员是选拔官吏的必备条件，任何个人的前途发展都必需接受党的驯化，除不重要的或需要专门技术的岗位外，重要的岗位都是清一色的党员，任何有独立意识和品格的人是无法接受这种奴化培养的，也就难以受提拔重用，顶多是被利用而已。二是所谓的群众，对党的统治而言类似于中性人，是团结争取服从的对象。三是专政对象，是对统治不满或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受到统治直接侵害的。按照这种划分提倡阶级斗争，制造社会矛盾。将统治需要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目的是维持统治地位，而社会进步的需要根本没考虑。这种阶级斗争并不是以真实的社会阶级状况为划分为依据。将官僚统治阶级排除在外，而是过时的或虚假的阶级划分，如将知识分子，海外关系等打入另册，大约是对知识就是财富的另一种承认方式吧？实际是寻找和打击对统治不满的或可能不服从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服务于社会了。
毛将党、政、军、工、青、妇组织编织成一个巨大的蜘蛛网，官僚体系是蜘蛛的触角，而党首就是这个大蜘蛛。这个巨大的蜘蛛网将社会包围控制。也许控制的目的是达到了，但社会机体的生命力也同时被扼杀了。这个罩在社会头上的巨型控制网要靠社会创造财富来供养，而被扼杀了生命活力的社会又难以胜任。过度的压迫势必召致反抗。在私权体系下，这个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游戏玩了几千年，除了盛产怨魂以外，毫无进步意义。
由于在现代世界形势下，赤裸裸的宣称自己是统治而不是服务者，无疑会招至反感。因此，宣传上总是说自己是社会的公仆。但究其本质，和封建主子没什么两样。这种表里不一，心口不一的两面手法是共产党的一大观念上的幌子。在他们解释来说，只要他们的思想意识是好的，即使保留封建私权体制，也同样能服务社会。他们的思想意识是先进的，是超越了人性的缺陷的。换句话说，就是比人要更高级的动物。是即使将鱼肉放到嘴边也不会想到吃的超级猫。思想意识装在脑子里是看不见的，因而好坏无从检验，但事实是除了有病或吃撑住了以外，不吃鱼肉的猫是没有的，除非是有确实的制度与监督的保障。而确实的制度和监督只有民权社会才具有。社会主义国家官僚的普遍腐败与民权社会的普遍清廉就是明证。
虽然从概念上将社会做个等级划分是很好办的，但到了具体的社会里，面对每个人的情况下，这种分类往往是不可能划得清楚，也就不具备现实意义和可行性。最后只好应付差事的乱划一气了事。更多是根据个人好恶来决定了。为党同伐异提供了最好的口实。做法于社会，结果是做孽。如划分阶级成分，右倾分子，反党分子，走资派等。连党内二号人物也可以在党内生活多年后，被打入叛徒资产阶级，可见这种划分在统治需要上的随意性，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大有欲加治罪，何患无词的性质。他们是带着仇恨和不信任社会的心理来建立政权的。这种仇恨对于夺取政权也许是必要的，尤其是以暴力对付暴力的情况下。但对于建立平衡合理的社会秩序来讲，是十分有害的。这也是典型的封建利己做法。为了统治地位，不惜一切代价。将社会矛盾激化，拉一批打一批，让社会处于纷争之中而听命于其统治。以救世主的姿态来平衡争执。和服务社会发展进步根本没关系。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
《封建论*柳宗元》
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韩非子*孤愤》
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读孟尝君传*王安石》
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恶人在位，不去亦不祥。
《救沉志*刘禹锡》
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权都有一套几乎无所不包的长官命令官僚执行机关。用宗师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完全蜕化成官僚主义制度国家，而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的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以及相应置配的党组织，使得政权人马十分庞大，财政上势必极大地加重了社会负担。因为政府是完全靠社会劳动生产供养的，这是为控制社会而剥削社会。很多事情本来不需要政府去直接参与。如文化部，体育部，物资部，电子部，各种工业部等，真可谓五花八门，样样都有钦差。在中国不富裕的社会里，人均可以说是贫困的国度里，供养如此巨型的两套党、政人马。一个管理不善的政府机构就够让社会难受的了，而整个多出一个官僚体系，是两个巨大的官僚政府，再交叉配置工、青、妇组织，各种协会，养老组织，这也是他们不愿声张的一个巨大的“成就”。为严厉统治需要，将官僚体系设立得十分庞大，他们并不创造财富，只是收取、消耗民财，并扼杀和打击创造财富的有益劳动。
任何个人，不论你是何方神圣人才，有何能力，唯一出路是巴结权贵，磕头捞取党票，不顾廉耻的踩着别人往上爬，真可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马克思说巨大的财富后面隐藏着巨大的罪恶，那么在官位这个越往上越大的财富背后呢？隐藏着多少人性中最肮脏的东西？宗师马克思再世未必当得上共产党员，这也是够滑稽的。
毛建立了一个拥有巨大头部的军、警、特政权和庞大四肢的官僚体系，加在身体和器官弱小的身体上。这个怪胎越发展，畸形就越严重。是造成中国大多数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当发展到最极端的时候，就是它衰落灭亡之时。如同一个公司里面大部分是各个部门的经理，没几个干活的，也没好好工作的，除了盛产互相矛盾的指令外，就没什么有用的东西。
让社会供养党的官吏也是对社会的侵害剥削。是用社会财富供养少数特权阶层。如此庞大的官僚体系所增加的官僚主义弊病及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构成对中国社会大众的侵害剥削程度一定是个天文数字！有时也宣传一下政绩，以便统治得心安理得一点。比如说，宣称消灭了一亿多文盲，堪称对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又是谁造成了这一亿多文盲呢？应不应该追究一下造成一亿多文盲的管理责任呢？又有比方说消灭了贫困，但在一个普遍富裕的全球世界里，消除贫困也能算政绩的化，那么给人带来富裕的社会制度又该如何吹嘘自己呢？国民党更有理由说自己的政绩远远高于共产党。当然，造成贫困的原因就不要再提了，责任也别追究了，那样不利于安定团结。而这样的安定团结只有统治者和不关心权益、不求上进的奴才才会需要。他们不愿甚至禁止提起政策的错误，不说乱政的危害，只有在听其政绩的时候，才发现只不过是改正错误而已。而到底改了没有，谁都没谱。有那次宣传的东西是真话呢？到头来跟内斗专家把持的官办体育一样，在追求真正对抗、竞争、力量、团队、效率的项目里，亚洲没冲出去，到是冲到非洲后面去了。
现在中国真的是无产者专政的国家吗？还是拥有国家资产的官僚阶级为了统治的名义需要，挂了占多数人口的无产者的名呢？真算得上是名利双收了。消除了阶级差别了吗？官僚阶级和一般人在社会财富，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上与大众没有巨大差异了吗？官员们极为向往美好的共产主义“事务”，好吃，好喝，好车，好房，好福利，好工资等等。尽管有很多地区孩子因贫困而上不了学，工人和教师的工资还拖欠着。也丝毫不影响味口。他们发财的愿望和能力比普通的百姓要强，因为他们拥有通向财富的金钥匙----社会权力。从北京市揭露出了的腐败案来看，这差别冰山的一角就足以让人目瞪口呆的了。对社会大谈义务，是为了收取税费，却绝口不提政权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把社会搞成这样，连起吗的良心都不讲了，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义务！当然，在封建社会里，人民永远都只有贡献的义务，而没有获取的权力。让你活着就不错了。当民众发现管理国家的不过是一些能力和品德低下的骗子时，该是何等的痛心呢？
邓时期的经济改革没有触动这个封建官僚体系，而是收买了这个体系。以提供好处的方式利诱其经济改革。并使其成为这种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希望也同时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和愿望。这不是通过恢复社会正义的方法取得社会进步。而是同时发展官僚经济和社会经济。
取消了阶级斗争，减轻了政治压迫，是一种进步。但消除不了官僚体制和社会利益的矛盾。转移官僚政权体系的目的和目标，并不能消除体系固有的弊病。社会没有取得政治进步，却又可能转化为官僚对社会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混合体。而社会经济虽然有短期的发展，但在官僚体系的压迫下，最终也难有所做为。利益关系上的结构矛盾无法用改革来加固正常的，虽然有可能延缓死亡的时间。
民权社会的官吏基本上是完全服务于社会需求的。其任期是有限的，必需接受社会的监督与评价。没有任何党派靠社会来养活。也不需要是什么党派的人才能成为管理官员。大规模的官吏侵占和挥霍社会财富的现象是不可能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的阻碍破坏要小得多。而受到的促进要大得多。历史的进步选择也就明确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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