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之八：1，经济及国家税费，公共财富的支配
天子所作，与天同方。生之长之，而不持其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为贪，散之不为费。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陆贽》
民之饥，以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道德经*老子第七十五章》
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捕蛇者说*柳宗元》
苦于厚作敛于百姓。
《墨子*辞过第六》
德义，利之本也。
《晋楚城濮之战*左传》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史记*货植列传第六十九》
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来自劳动分工和需求贸易。经济是建立在基本生理生活需求的交易以及欲望消费交易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通过自身的职业分工劳动，在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的同时，以贸易方式满足社会需求。社会和个人之间的需求交换靠贸易完成，所交换的产品可以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情感性的，或者兼而有之。随着人口的增长，对资源条件的需求也将同比提高，不平等的贸易地位，将加剧贫富的差距。经济贸易活动是社会细胞生活分工与分配养料利益的方式基础，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需求互补；另一种满足需要的方式是非自愿条件下的暴力掠夺，或利用管理秩序的强制手段，变相的暴力获取财富。因此，互利的交易带来经济增长和个人消费种类的增多，而掠夺分配带来的是经济总量萎缩和大众消费能力的下降，对于各种势力的头目们，掠夺是最简便、快速和代价最低回报最大的满足自身需求的方式。如果社会管理不能有效的抑制掠夺性分配活动和鼓励互利交易性分配方式，社会公正和发展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
随着生存条件的提高，需求水平和数量的增加，劳动分工更细、更专业化，专业的产生和淘汰也必然变化加快。这一切复杂的需求交换与职业转换过程，不可能自发地高效低耗的完成。贸易如果不能以互利自愿的形式完成，就必然产生互相损害的利益争斗，导致资源的过度集中和不协调的配置，危及大多数人的交易能力，并最终危及整体的经济活动能力，交易必须在一套公平、可靠的规则的监督和管理下完成。国家秩序立法与政权行使经济方式规则管理的功能。并从经济活动中取收各种税费来维持政权开销。因此，经济是关于社会资源与使用效率和满足需求的效果的问题，国家税费是社会为秩序付出的代价。但这种税费的收取与使用，如果不是建立在互利秩序管理的需要和使用上，就演变成政权对社会的沉重盘剥，以维持政权的挥霍奢侈等损社会利益的欲望和要求。
国家税费属于公共财富，其支配如没有社会监督，就可能被用于不符合整体社会利益的活动，如被贪污、浪费、挪用、侵占，以满足个人，党派的私利等。
经济活动为人类生活提供和分配必须的精神与物质条件。并积累更高生存条件的精神物质基础，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过度的税费负担势必降低社会的经济能力，从而危及个体发展的潜力。庞大的决策管理机构不但不能产生效率和良好的管理效果，而且将社会税费财力和劳动引导向掠夺而不是开发基本生存条件上，减少了社会开发高层次生存条件和需求的能力。社会利益为此面临选择，社会应该为生存秩序付出多少代价呢？维护政权机构的合理代价是多少呢？政府机构是否已过度庞大，效率过低，成为官僚享乐机构了呢？国家税费是否成为给个人或团体的贡品了呢？
历史上，世界上两大经济管理模式被分别用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管理体制下。形成了尉为壮观的管理模式的对比竟赛实验。一个是计划经济被用于社会主义的阵营，一个是市场经济被用于西方的民权阵营。两者的是非之争历时祢久，甚至拔刀相争。对内则清洗镇压持不同的见解者。真可谓为捍卫其制度的存在和纯粹性而无不用其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由于计划是控制手段，自然为集权的社会主义所喜爱。而市场是自律发展，自然受到民权阵营的青睐。其实，从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手段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并无好坏主次之分。从供应的方面，计划很好办到，但需求却是无法计划的。经济上的需求方除生理需要外，具有情感的不确定性质。经济运行就不可能完全按理性需要和预测的方式运行。经济的风险性正在于此。如果极端地夸大应用一个方式，忽略排斥另一个，是偏执错误的。
由于政治统治需要，将经济管理手段与政权制度联系起来加以绝对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定是计划经济。而资本主义就一定是市场经济。这种背离社会本质的错误观念被当做不可质疑的宗教迷信信条，供在马克思的理论神坛上面。用这种不顾事实与科学精神的愚昧宗教信条控制社会活动，扭曲各种经济活动的性质，扼杀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渠道。经济被政治化的结果是没有明确经济目的和良好经济效果的“长官政绩”经济和蛮干经济。事实上，“计划”只是表面的名称，本质并非为了协调发展的加以计划，而是为了垄断经济活动，计划只是垄断的隐蔽表达方式而已，这是毛为人阴损的本质。生活需要的经济活动变成了显示“政绩”的政治宣传吹嘘目的的附属品，政治制度给经济活动带来的不是促进，而是巨大的干扰、扭曲、税费负担和利益侵害的破坏。（这些结论都有严格的经济数据支持，如大陆的外汇储备、国民产值、出口能力、产业能力等，均不如一个小小的台湾岛和香港，而大陆在人口，资源条件方面是台湾和香港的数十倍、百倍以上！）
政府放弃秩序裁判的职责，自己去搞经济交易，越俎代庖，别有用心的把持供应渠道，从中谋取暴利，导致社会关系混乱和社会负担的极端增加，供求关系失调，造成人民无效劳动，资源浪费，人为的增加了经济活动的损耗和生活的代价，这是政权给社会带来的人祸。结果社会精神与物质生活受到打击，生活水平极低，生存保障极差。这种经济方式的极端发展，最后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大食堂”和“大饥荒”，唐山大地震等大灾难。
但是，“大萧条”和“黑色星期一”也为纯市场经济的道德问题敲响了警钟。经济活动不应受到无理限制，但也不能是毫无规则的自由。更不能没有公正的裁判。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资治通鉴*汉纪七》
人类经济活动是生存生活的行为。是生活需求互补的贸易活动，是形之下的器的物质分配与需求运动，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是理性和欲望的关系。人必需先生存，其次才有社会政治的需要，才能支持社会决策、执行功能的运转工作。因此，政治与经济管理必须建立相生的关系，即相对分离，又相互促成，政治目标由于执政代表的短暂任期也更迭频繁，而经济行为是长期而持续的生存生活，执政者有可能为个人名利，不惜损害长期发展条件，追求短期的增长业绩，“大跃进”就是极端典型的实例。由于统治私利需要，长期与短期的次序与平衡被本末倒置，常常是政治势力强行干扰而非支持生活发展需要，成为政权扰乱社会的根源。往往根据统治需要，任意的想象假设经济模式，知识越贫乏，想象就越离奇。然后拿到社会上去实行一番。接着宣称自己找到了或发明了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先进社会。然后自封为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绩空前绝后是做到了，但结果是畸形怪胎导致的社会灾难。毛时期结果是上千万人被活活饿死和生存水平低下！
经济发展是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需求不断增加和劳动分工向复杂化进化的结果。经济活动量是衡量社会活力与力量的重要指标，只有以民生为主的经济活动才是有效的经济活动，才能反映社会进步与富裕的程度，尤其在不能靠武力来获得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政府的过度参与，导致军事与设施的增加，引导了需求方向，并没有增加总体需求，是以牺牲社会其它需求为代价的，因而也是妨碍了对其他经济活动的资源投入，导致畸形的和非互利交易的需求结构，从而破坏整体的稳定性和长远发展活力。军事开销的增加，势必导致对安全费用的获利与平衡需要，对内、外推销战争征服和暴力。（前两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的枪支泛滥正是这个原因。）
如果没有社会的道义秩序体系相配合，需求将由于对前途的恐惧而进一步受到抑制，导致生产供应体系的资源配置过剩危机和金融信用危机的暴发，从而带来社会整体的损耗。
从根本上看，没有个体普遍的发展进步与活力的增加，没有民生需求水平的提高，社会的整体力量和活力的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谁也不可能靠软弱的细胞，建筑起强大而稳固的整体机体。从表3中可以看到，当税费收入没有被用于公共基础的开支，支持个体生存资源条件时，甚至于是危害个体生存环境的活动时，税费与公共开支的相互支持的良性循环不能建立，个人的资源再生和生命发展将受到侵害，如果在收入与支出的差额不能补偿税费的侵害，生命资源将出现萎缩。
在个人的资源开发、收入与支出循环中，只有高技能和智慧资源能在需求与供应关系中，占有主动地位和创造性，并且不损害其他资源为前提的繁殖，因而能产生最大扩张个人总体资源量的效果。不同的人对器的生存需要是相同的，但对生活和理想的需要却是大不一样。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器层次的生理生存需要基础之上的，因此，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对象，经济活动的壮大是建立在对生活和理想的需求之上的，因此，经济发展靠的是需求的多层次、多样性和高度智能化，并最终取决于个人的资源结构及其表达需要。器的基础必须牢固和代价相对低廉，否则，将导致社会疾病，此时就不是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社会肌体的健康和生存问题。问题的积累将导致社会动荡，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损耗，而大病之后面对的是死亡还是新的疾病，能否建立起新的合理发展基础还是个未知数。
社会发展的潜力体现在不同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货币对比值上。货币的汇值反映的是贸易地位和互为需求的关系，货币价值是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力的体现，能够从事高技能和发明创造的社会体系，其产品货物的对换能力（在和平的互利环境下）要高于从事低级劳动和模仿重复劳动的社会体系的产品，货币只是交易媒介，而劳动产品的换取能力才是本质，这也是美国等西方社会现在热衷于和平秩序而不是混乱经济秩序的原因。那么在交易媒介的对比上，创造性的劳动的产品交易媒介，即货币汇率上就不断增值。对于人为保持高汇率的管理行为，等于是坚持要把低级产品卖高价钱，强求换取更多的高级劳动产品，这显然是荒唐的举动，很快就会被其他从事低级劳动并愿意低价值出卖的人所取代，除非能形成低级劳动产品的垄断供应地位，并且是生活的必需产品。汇率也反映社会发展进步的相对水平，凡社会不能有效进化，社会肌体不断出现病态时，其汇率必然下降，非人力所能阻止。
从资源经济运行结构可以看出，见图
，任何经济体的生存方式和竟争生存能力就可以评估，在资源的输出、入结构上，先进的国家是以输出技术、管理，输入资本、物料、劳力，后进国家则相反；在产品的输入出结构上，先进国家输出高技术难度的产品，输入低技术难度的产品。（资源和产品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资源也可能是半成品或物料产品，产品也可以是技术或管理服务，但分析的先进性质划分依然有效）从产品的价格构成比例上看，见图---经济资源损益示意
，同行业中，技术和管理成本占比重大时，产品的难度和竟争性强；而物料、劳工成本比重大时，产品的档次低；社会管理成本代价高时，则经济环境恶劣，不宜于在此投资。
如果产品的输出伴随大量的资本闲置和输出，则国内社会的消费和人文基础开发不足，社会发展不能自主，留有战略性后患（日本）。如果大量资本的输入伴随着产品贸易的逆差，则社会消耗大于产出，经济结构有问题，必然寻求非常渠道平衡劳动产品（军工等），社会发展过度寄托于未来的发展机会和潜力，靠债信过日子，容易受风险的过度打击，货币形成贬值之势，处理不当会导致崩盘（美国）；
所谓夕阳工业的提法是错误的，除非是完全的替代，只是由于操作上的成熟和稳定，技能的相对可靠和普遍，成为低操作风险和众多参与者的，因而是低回报的行业，成熟下降为器层次的经济行为，他们不全都象夕阳那样消失，只是对于高回报的追求者不那么有创造性和吸引力，为寻找廉价的资源供应以提高回报而不断转移生活地点。但如果紧密结合技术、材料的更新，经营方式和手段的变化，也可以开发出需求，连古董都可以开发，并没有完全消失，反而增加了价值。
对于经济的资源配置出现结构性的矛盾的地方，即运行渠道体系与运行主体之间的物质与服务供需不配，利益基础不一致时，投资风险加大，除市场供求变化风险外，货币汇率恶化、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将随着经济结构不适而积累错误产生。
衡量社会进步程度，要观察的是物质与精神意识的总量、成分和质量，资源的开发和使用效率和长期发展效应，以及资源的保有量和交易流量。以交易价值、尤其是短期的价值指标衡量的经济发展是极不全面，并容易形成行为和意识误导，提高价格可以令产值增长，但并不一定反映了流量和总量的增长，更不一定代表成分和质量的提高。
社会发展无疑会带来经济发展，是人类消费需求由生存的低标准向复杂和精细进化的必然结果，但是社会发展并不是以单一的货币价值的坐标来衡量的，对于数字化单一指标的追求，是人类的意识误区，并错误的引导社会牺牲其它基础条件来实现数字化的经济量的增加，导致畸形的欲望追求。经济不是唯利是图和堆积物质财富的代名词，思想方法、理性方向意识、艺术品味、情感满足都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这些人文基础，理性的认识能力受到蒙昧，科技和艺术的进步同样难以产生，高级层次的消费欲望就没有产生的基础，建立在庞大人口的低层次消费基础上的经济数字增长是有害的，并最终危及社会发展和物质进步条件。政治的政绩追求如果是建立在单一的价格数字追求，将导致社会价值追求的单一和牺牲其他为代价，因而也是畸形错误的。
社会关系的经济结构即要为从事高级复杂劳动的人提供支持，又要为个人资源不足，无力参与复杂劳动竟争的人提供生存和一定的发展保障，不可能牺牲任何一方为代价取得社会的实质平衡进步。在社会意识开发不充分，理性的行为和约束力不强的时期，政府的引导过渡起着重大作用，但政府的介入应当是方向性的短期干预引导，而不是长期的越职代劳，更不能搞别有用心的欺诈，谋取私利。
年景运气有好有坏，经济不可能无限的加速扩大，为庞大的人口提供充足的劳动机会，生存条件的改善只可能是优胜的奖品，而不会是施舍的救济品。机会只属于个人资源优秀，结构互相适应的竟争优胜者，属于战胜外面与自身弱点的强者。经济运行是财富的聚集与消散的过程，是资源的占有与分配过程，而政治的作用在于不要让竟争残酷得令人无法忍受，又不能打击优胜者的创造积极性，让机会化为乌有。
随着社会的长期进步，经济行为不能是没有道德准则的。这又是一大认识的进步。强大者希望为所欲为的自由，而弱小者希望保障和秩序。经济行为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以便社会精神与物质生产高效率工作，但也会导致对秩序和协调能力的更高要求，以避免比例失调带来损害和利益争夺带来的破坏。对于社会机体的整体利益而言，对竟争的方式和范围必须有所指导，以免过度竟争导致整体生命利益受损。因而在社会机体的道、形、器三个层次上(见图--道、形、器的定义），必须建立起和谐的关系，才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进步。在道的层次上，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层次，竟争应该而且必须是高度自由，不如此不能去伪存真，不能保证行为方向的正确，不能去除错误就无法保证活动的效率和效果。不能让经济活动服务于有损自身活力的活动，不能允许对资源的竭泽而渔和对环境的污染等破坏性使用行为，经济不能成为不适当的政治欲望目标的牺牲品。
政治目标和规则的确立必需引入高度竟争机制，绝对的优胜劣汰。如果在观念的舞台上，只有不受约束的统治者在表演高明，社会的前途是没有保障的。谁也不能让人象鸟一样飞行，尽管这个想法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因此，经济与社会的活动必须相对的独立于政治活动之外，其运行和维护必须与政治权力相脱离；在形的层次上，形支持道的层次完成各种使命和维持器的运行秩序的，道的层次不能反过来，强行干涉改变形的运行方式，因为执行方法和手段有一定的先天的物质结构因素存在，操作手段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目标要求不能危及内在的一致、连续和可操作性。形的先天条件是无法随意更新改变的，经济管理方式不可能频繁更改而不引起混乱，信息交换、控制反溃体系和资源的结构关系也无法说变就变；在器的层次上，器是细胞生长的生物自然规则，基础人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它是经济活动的原动力，也是最基本的目的。他的活力代表了社会的道义程度，是否最大限度的发展了人性的互助的善良，扼制了邪恶的互相侵害，从而带来物质与意识资源的普遍的、协调的增长。
供求关系是决定经济规律的主要因素。在非生理需要的消费品上，竟争决定供求关系可以是自由的，供应者拚命的引诱欲望消费，以图实现自身的利益。消费者完全可以从容的决定自己的选择。但在生活必需品上，商业行为必须受到限制，不能允许屯积居奇，扰乱供求秩序谋取暴利。这里更需要可靠和稳定而不是巨烈的变化，因为这里是生理需要或生存必需品，如医疗、主食品、住房等，纯粹依靠供求关系调节的商业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在这里供求关系的紧张局面很容易制造出来。必须有关于质量、程序、结果、价格等事项的高度监督限制。谁也不愿意，也不可能在疾病缠身的时候，和医生讨价还价，或在不同的医院之间优化自己的市场选择。
由于经济的表现常常被用来证明政权的合理与否，经济活动被政权干涉，扰乱经济的逐渐积累和按交易需要分配的性质，强行的举债增加投入和改变公证的行为道德规则，都将造成畸形的经济结构和破坏人文基础，对社会的长期发展带来损害。
无论何种制度贴上何种标签，在道的层次上的政治制度和理想信仰可能有千差万别，但在形和器的层次上的执行管理规则、经济和行为伦理规则的是非标准都是很接近的，因为人的生理需要和秩序的互利性需要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公正的管理，平等竟争的社会秩序，互利的生存环境，就不可能有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反过来，没有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也不可能支持政治活动的消耗。任何合乎道义的社会经济都不会鼓励伪劣产品欺骗用户、都不会赞同医生在手术台前要挟患者、都不会赞同趁人之危的打劫、都会谴责偷盗行为和损人利己。而这些不道德行为恰恰在社会主义卫道士们的计划经济畸形儿里屡见不鲜了。
目前世界上的社会危机更多的是以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经济危机只是物质现象，而本质是行为软件的道义性质不足，导致责任和信用危机。任何国家经济体与个人的情况是相同的，都是在有限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制约下，提高生存水平条件和满足消费欲望的。如果对发展的期望超过有限资源的负担能力，就导致资源供应紧张，价格过度增长，引起投机而不是投资行为。背离物质基础，单纯的炒作意识与心理反映，投机追求高额获利回报，完全脱离自有资本、技能、教育水平、秩序环境、消费需求等社会基础支持。经济的正常运转被炒作，价格偏离自然成本和增长条件许多，暴利炒作后终端产品没有消费能力支持，形成没有回报希望的投资泡沫，损害资源，反而进一步抑制消费；政权为标榜政绩和从政人员为名利双收，权力介入资源炒作，哄抬投资机会，导致资源进一步向暴利地点集中，投机性暴利泡沫进一步加大；如果资源来自外部输入，投机过后形成逃逸，导致汇率和资源价格双双暴跌，引发巨额坏债和信心危机，供求关系全面崩溃，危机后资源被投机劫掠，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发展很难回归原先自然增长的轨道，调整不好还会更低。如果社会主要从事低级技术难度的劳动，汇率降低只会形成穷人之间的低价出口竟争，却不一定增加外贸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因而必定会对社会资源配置结构不佳的某些国家的发展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并以低价资源输出，促进发达地区的发展。
危机对于社会结构与各种资源相适应的国家问题不大，美国的危机也不少，但对结构有矛盾的国家，则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会引起政治动荡。落后地区想高速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欲望，但不能忘记自身条件的制约，发展是长期而耐心的努力结果，是自身条件的完善与市场需求的匹配过程，不可能短期内纵欲完成，欲速不达。对于市场需求要有预测能力，才能选对符合需要及自身条件的发展道路，并走在趋势的前面形成竟争优势。未来的变化因素必须考虑，首先通信信息技术发展迅速，集中办公显得不必要的奢侈，人流交通的高峰需求下降，交通工具的需求紧迫性也下降，家庭办公将取代集中的大厦办公。个性的解放带来需求多样化，大规模的集中物流经济将过时，取代的是分工明确的协作，反应迅速和灵活多样，人文素质的附加值更加突出。如果后进国家盲目跟随发达国家的足迹，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同样高昂的发展代价，却没有当年那么高的回报。
即然人不是神，不可能在信息不充分，知识和智慧不完善的条件下，避免错误，因此，认识到错误并加以改正是人类进步的关键因素，一但丧失反醒的能力，错误的积累，必然要导致失败。在西方政治制度中，拥有社会与政权的政治对话约束机能。能够互相倾听意见和需求，在共识中采取行动。行动中又具备监督。易于较早发现错误，因而能够较快的修正错误，寻找到共同利益基础。这样，错误政策的代价就小，发现正确意见的机会就大。当经历经济大萧条时，意识到不受规则约束的市场经济同样危害社会。因而，导致罗斯福时期的新政出台。将野蛮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竟争行为，转化为有序的，有道德准则约束的，有规则的自由竟争经济。严厉打击不道德的、趁人之危的、损人利己的经济行为，如欺诈，垄断等。由此，被马克思和列宁称之为腐朽的资本主义不是必然灭亡了，而是经过必要的社会关系调整后，以较合乎道义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英国的邱吉尔称这种改良的制度为自由主义。让我们听一听他的观点，“社会主义是要打倒富人，自由主义是要扶持穷人。社会主义是要恶杀进取精神，自由主义则把进取精神从特权和偏见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崇尚的是统治，自由主义崇尚的是人。社会主义打击资本，自由主义打击垄断”。
社会主义阵营却迟迟不能意识到或即便意识到也没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为的是不愿放弃自己一贯正确的天神形象和坚持自身利益高于一切的王权意识，是其自身愚顽作风的必然结果。如果以为坚持错误，就能消除错误，并赢得社会历史的地位承认，那是再荒唐不过的幻想。为维持自己一惯正确，千秋万代都对的谎言，不惜一错到底，错误不断累积，让社会去承受最终的打击。无论多大损失，私权都无需引疚，更不会辞职，顶多是人民为他交了学费，学没学及格就不用你管了。大不了换个地方或花样再学下去！由于政权强权，民众无力监督和约束错误的危害。市场经济这几个字都成了政治雷区，没人敢提起。只到邓时期的九十年代才极不情愿的提出搞市场经济，而且前面必须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的标签。
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福凑，不肖者瓦解。
《史记*货植列传第六十九》
事实是，良好的经济运行，不简单地只拥有计划或市场因素。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相互促成。没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和没有市场的计划经济都是违背经济本身运行规律，都是盲目和畸形，都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经济和政治制度无关，只是和人类生活需要，行为道德有关。经济的生命力就象人的生命一样，并不需要什么妙方，只要政权不妄加干涉，就会蓬勃发展。除非出现战争等紧急需求状态，政权不应强行增加和减少商品供应，刺激或抑制需求；不应发行超出其社会所生产财富的流通媒介；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要建立在大众大量消费的能力基础之上的；秩序的建立必须是高效和低耗的；不应让信贷超出储蓄规模，供应和需求的矛盾自然受到代价与回报的约束，更不应政权别有用心地参与经济交易谋取小团体利益。
政府作为公益的代表，适当调节社会的供求、利益分配和资源是可以也是必要的，但要绝对警惕由此而可能导致的依赖和对先进勤劳者的不公。社会必须保有最低限度的残酷，以便淘汰惰性和坏死的组织和细胞。福利措施不应成为懒惰者的温床和劳动者的过度负担，公平应该是对劳动的机会，而不是对劳动的成果而言。
经济是用理性的组织与生产能力满足情欲的消费需要。供应上的物质性质十分明显，供应能力变化的弹性空间较小，而需求上的心理作用却很大，调节变化的空间也大。因而经济运行就不可能是个绝对平稳的过程，各种心理预期和价格感受都会极大的影响供求关系。政府难以发现公正合适的供求平衡点，经济总是在供与求的过剩与不足的互换过程中振荡，真正的平衡是无法保持的，只能尽量减小振荡的幅度，避免大的损耗。因此，政府就不能轻易的参与市场活动，用社会整体利益去承担局部经济交易的风险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政权仅仅充当经济贸易规则的制订和公正的行为监督裁判者。
毛时期的经济是一个出于统治需要，行政计划管理的体制。本质上是官僚指令而不是计划的官僚经济，计划是依官僚的需要和喜好而定，对于社会需求总是“比例失调”，文不对题。经济计划对官僚们的约束力几乎为零，完全靠官僚体系内的权力运作完成生产任务，因此，计划被更改或废弃就是平常的事了，造计划是为了造舆论，并不认真的执行，并检验计划执行的结果。计划经济成了政权控制把持经济活动的代名字而已，计划管理成为剽窃、侵占社会财富和劳动成果的手段。计划经济搞成政治专制加经济把持垄断，对社会采取剥夺供给制，首先将民众的财产剥夺归官，变成光杆弱民。由政权组织生产和分配利益。对民众的分配供给极低，仅仅够维持生命，把剩余的财富按自己的需要挥霍一空。政权完全参与和控制了经济行为。成为长官奴隶经济，与社会的需求相脱离，加上不切实际，忘想无知的计划，结果等于是拿社会开玩笑。人为的制造灾祸。而且这种经济没有客观公正的监督裁判，没有理性的约束，有的只是堪称是一群无法无天的自大纵欲狂。
毛时期不承认财产私有。国家政权拥有任意剥夺财产的权力。人只是作为政权工具而活着，而且是一些小小的“螺丝钉”。经济服从统治需要，统治服从君主需要。因此，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积累财富是不必要的。过多的民财不利于培养顺从的奴才。这种经济方式只有奴隶社会才有，连封建社会都比这强了。是开历史倒车的胡作非为。
邓时期的重大社会意识的进步在于减少了政治压迫，施行了经济改革。承认了经济和政治的相对独立性，和民生需求的自然合理性。引导中国走国富民强的路。社会的经济活力被松绑释放，经济，尤其是非国有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这一切仍然是建立在不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之上的。在初级经济状态下，这种自发市场经济形式还能满足发展的基本需要。当经济活跃，竟争加强的时候，这种无规则，无秩序的经济状态就会带来不良获利行为。为了巨大的利润，人们就会不顾行为道德。尤其是集官、商于一身的官僚经济行为。此时，社会的管理机制就必需以公法的形式规范和监督执行合理规则。而不是官僚政权代替社会去搞经济。政权只是，而且也只能是裁判，不能是球员，更不能即当裁判，又当参加比赛的球员。那样，就是官僚垄断经济体制，经济不是死就是乱。现在中国经济中的种种不良经济现象，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裁判利用权力获取利益，球员和裁判合谋不正当获利，如果又是裁判，又是球员就更不用说了。谁管得了集官、商于一身的人？为什么会有腐败？为什么假，冒，伪，劣胜行？为什么欺诈之声不绝于耳？为什么会有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如果没有合乎道义的经济秩序，就不会有社会利益的公正。球员不球员，裁判不裁判，谁愿意生活在商人欺诈民财，医生要胁病人，法官吃完原告吃被告，警察没钱不管事，给钱就乱管事的社会里？有事不死也得脱层皮，谁又能指望在这样的社会里能长期稳定发展呢？
邓将毛的奴隶计划经济体制改造成了封建官僚经济体制。让曾经是计划经济的老爷们转而成了市场经济的主角。将过去单一的国家经济成分改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出现了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经济成分。放松了对经济的极端垄断控制。起动了经济自身的活力。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而目前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都是来自非国有企业。但是，这离符合道义的社会经济体制还差一个阶段。合理的经济环境和秩序没有建立，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效率仍然极不对称，政权仍然以官僚垄断经济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经济的主体仍然是官僚集团，只是把搞政治运动的方法和精力用到经济活动中来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非道义的社会基础，因而社会仍然缺少公正的秩序与利益监督和裁判，官僚垄断虽然与直接控制相比，要间接一些，但同样可以根据官僚阶层的利益需要，干涉和把持供求关系。民众与官僚经济体制的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并有扩大的趋势。做为散弱者的社会无法保护权益。自发的经济活力就会受到官僚经济的把持制约，被迫负担高额的政权税收和各种费用以维持庞大的官僚体制，社会经济的活力必然受到侵害和抑制。
官僚经济对社会的一大危害是行业垄断。各行各业，钦差官吏满天飞，满地跑，机构庞大，效率低下，没有暴利就根本无法维持，官僚垄断经济以聚财就不可避免。所谓的“国营”经济实际是与民争利的官营经济。官僚垄断损害经济的正常竟争发展秩序和道义环境。滋生不正当的暴利和不思进取的懒惰，基础设施的建设搞成豪华设施，没有大众消费的条件，就谈不上起到基础设施的作用。垄断不允许别人参与竟争，随意抬高价格，受取不合理的费用，令社会消费者付出高于自然成本许多的代价。通信建设要消费者出钱，叫初装费或入网费，这是上大贡，航空叫机场建设费，这是卖路钱等等，各行各业各部收取的费用不下几十万种，即然是人民出钱修的，人民总能享有点好处吧，谁知厉害的还在后面，安完了电话，不管你用不用，先交通讯基本费，说穿了就是月上贡，然后又是这附加费，那附加费，这是小意思，最后才是交比美国还贵的电话使用费。物业发展与管理对用户而言更象是设套和挤收费陷井，可戏称为花园陷井。共产党把过去搞政治名词术语和整人的霸道作风本领用到发明和强行收钱的名目上来了。社会必须先改善了官僚的生活，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官僚的欲望要求看不到尽头，社会生活的改善也就沉重漫长，看不到苗头。虽然，他们不时的会画张饼让你充饥，但决不会费心去真的实现那张美丽的大饼。搞了所谓反不正当竟争法等一些规定，但那又是说说而已，或是反别人的时候才用，其行为象只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对他而言，政权垄断经济含有暴利的地方，反暴利则无异于是反党。维持不了的才出卖合资，与外人共资本分享社会市场利益，也不愿鼓励社会自己发展，先给外商以高人一等的优惠，然后是国民待遇，却不给“国民”私营经济以“国民”待遇，这大约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又一种表达形式吧。没前途的搞股份制或上市。市场经济变成只要好处，不负义务的敛取财富，大众就要承受资本主义市场的残酷和社会主义计划的蛮横的双重害处，却享受不了二者的个人自由创业精神与社会福利保障的任何利益好处。
邓的政治经济模式没有脱离控制资源，以图实现垄断政权的目的。因此，其经济行为带有严重的损害社会利益，扩大党派私利性质。一方面对社会经济活动收取高额税费，从而抑制其发展，一方面官商垄断行业，谋取巨额暴利。首先是对经济活动施加种种无理限制，拦路阻挡收取买路钱，然后是设置种种陷井骗取钱财，再就是精神与肉体折磨以榨取财富。当高喊人民伟大的时候，就是要贡献收税费捐款了，当人民要办事时，就如同闯进了政府收费站组成的迷宫，处处都得留下卖路钱，总是面有难色，困难重重。列宁曾对垄断大加批判，并由此预言垄断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西方吸取了列宁的教导，打击垄断等不正当经济行为，约束政权行为。发展成符合道义的自由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的列宁学生们却着力发展官僚垄断经济！将社会的发展寄托在这不合乎道义的经济体制畸形儿身上。这当然不是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问题的。从根本上讲，还是要保持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私权统治控制。这种体制越发展就越符合列宁对腐朽的、必然灭亡的垄断资本主义所下的定义：即资本财富和政权高度集中合一的政权垄断社会。
国有企业就是“党有官营”企业，是政权官僚经济的执行者。国有企业在全世界各国都不同形式，不同条件下存在着。虽然情况、目的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经营业绩不好。常常是浪费，腐败，假公济私，不负责任等社会肿瘤的发源地。这是人性在这种体制下的必然结果。甚至在一些大的西方非国有公司里，这些官僚现象依然常常可以见到。在缺少社会监督的官僚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的官僚肿瘤是恶性的。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的正常工作运行。国营企业是无人负责制管理体制。没有人要对经营的业绩负相应的责任。企业的决策，项目的执行，利益分配都不是建立在使企业长期竟争发展基础之上，而是将官僚主义体系里的东西搬到企业里来，政权的不道义性质和行为也必然要反映到经济行为当中来。继续推行责任，权力，义务的不平等关系。是培养懒惰、低效率和浪费的最好温床。一种产品可以维持生产几十年不变，卖不出去了，为了追求产值，生产完了堆在库房里。也照样可以受表扬，虽然只是为社会主义做出了废品贡献。
官僚政权为统治利益可以出卖国家社会利益，那么不负责任的企业领导，就可以出卖企业利益，以换取个人利益。利用搞合资，上项目的决策权力，将官僚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转化为个人利益，如现金、子女出国定居等。最后，这些亏损又以政权的税费形式转嫁到社会大众头上，这就是为什么教育、科研、社会福利等责任没钱保证，物价比西方发达社会还高，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根本原因之一。
企业经营与国家管理有着相通的道理。企业是根据责任，权力，利益与风险成比例的关系分工合作的。只有责，权，利三者的平衡关系，才能带来风险与利益回报的公平机制，鼓励进取和责任意识。企业或任何社会机体才具备生命的道义基础。由于企业管理不具备国家管理的暴力强制手段，因而企业的生存发展就更加依靠利益的共同基础来保证。
毛时期国营企业逃脱不了政治工具的命运。是用经济控制社会的手段之一。常常变成了政治集会的场所。企业要供养党的组织和干部。集会当然是人越多越好。虽然工资等生活代价极低，还是搞到企业不堪重负的程度。邓时期没能对其有所做为，除少数由国家用社会财富拚命养着，靠政策垄断经济维持的企业外，只能眼看着烂下去。对于这种恶疾，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经济改革是无能为力了。国营企业在中国是共产党的卫道士们为维持计划经济的谎言而供养的政治标本。完全失去了经济意义。更谈不上起到国家主体经济的作用。只有靠国家用垄断行业的方法，靠高税率的社会敛财才能养活。结果是低层次的社会经济，加上无道的国营主体经济。因此，国内消费者往往要付出比国外高得多的代价，才能拥有同样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是在创造社会财富，而是在消耗民力。使得人民无力从事提高教育，发展科研等公益事业。官僚经济的体制下，官僚们热衷于推卸社会责任，这也是盗窃社会财富的方法之一。用冠冕瑭簧的社会责任理由搜取税费，然后就不用别人操心了。公益事业总是困难重重，发展不起来。最后将使整个社会贬值为二等人种。为什么一个房地产项目，各种国家税费多达二百多项？造成房价远高于正常收入的消费能力。一方面是大量的住房积压，而另一方面是大量住房困难的百姓？为什么政府一方面增加税收，而另一方面总是没钱搞教育、科研？搞教育跟救灾似的靠社会捐献救济？一提到救灾就要组织社会捐款呢？除此以外就没救了吗？政府是干什么的呢？总不至于连自己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都不记得了吧。总不能让社会在交完了税费，又要“自我保护”吧！尽一点责任就拚命的吹嘘，而不负责任就不让人管了。共产党在阻碍进步上是一大高手，各种不同类型的损人不利己的招术层出不穷，但在消除落后方面却是极端低能，文盲越扫越多，教育越办越差等。各级各部门官僚机构将国家财富和资源分割占据、瓜分，全民公有的口号从来就没有现实的存在过，为什么有的行业工资福利远远的高于其他的行业呢？全民公有早已转化为官僚分封所有。
健康的社会经济进步应以主体经济的发展来带动。这种主体经济是大规模的产业链和高智能服务体系组成。能造就和产生有技能的产业队伍和管理人才。只有这样的经济主体才能创造财富和科技进步。官僚经济的种种弊端是无力承担这个主体经济所必需的条件，如优良管理体制，公正平等的竟争机制等要求。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还缺少这样的主力队员。由于缺少有力的教育、科研支持，在现代化产业方面中国企业只能当二道贩子。目前经济发展的主体乡镇，三资，私营企业都无法发展到集科研、生产、销售的大规模资本经营的水平。乡镇企业的发展，是靠牺牲社会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高度的浪费资源和能耗，不顾生态需要的污染环境，贻害子孙后代，产品质量低劣。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几乎找不到可以从事基础科研的单位了。三资企业往往只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只从事加工组装等低级劳动。用国外的技术和产品赚取国内消费者的利润。靠低廉的劳动力挣取加工费和出售资源来维持贸易平衡。中国企业的这种贫血卖血经营，只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一次科技进步就被抛到后面，成了离开别人就活不了的弱智畸形儿。如果是消费品，用国外的也无不可的话，难道军队也靠买外国武器打仗不成？这岂不是和李鸿彰的淮军一样了吗？现在，我们又要回到历史当初的老路上去了。中国如不再成为武力侵略的牺牲品，也是一个经济剥削的受害者。那时，想不做奴才也难，想生活富裕只能作黄梁梦，想强大根本没戏！
首页/Home 文心目录/Article Catego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