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情欲的约束者

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

              《贞观政要*赦令第三十二》

孔先生丘志高气傲，满腹情感，坎坷生活经历和博学的意识令其情欲感受向往和谐和友爱，做春秋历史警戒情欲的追求者，不要过分极端，要中庸自守，以图久远。孔子与老子主要探讨了社会器层次的人文素质修养，对于社会形层次的组织结构及道层次的利益排序关系建树不足，只是笼统的要求尊重自然规则行事，缺乏分析性的具体措施。道、形、器三个层次不能互相支持匹配，作为完整的社会管理体系则难免各是其是，到头来自相矛盾，枉非心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数量和素质构成日趋复杂，物质引诱日益丰富，对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欲望不断加强，因而对于管理体系的道义要求也同比增长。而孔子却致力于在外部条件完全不同的时代，复兴上古的以教化为主的缓慢管理模式，不能适应现实的社会运行速度，也许根本的理念是千古一理，但执行的手段和现象却不能不丰富进化。孔子为推行仁政，息事宁人，为所谓不可为之治世管理（明知不可为，为何不另找出路？提前等死是唯一出路吗？），提出了礼、仪、廉、耻的情欲教导方针，建立等级以克制人欲，与私权维护统治的要求相吻合，故死后被追认为圣人。为了解决等级制造成的压迫和侵害，孔子强调全面的仁义，所有的人，不论等级地位，必须要有仁、义之心。仁是指相爱护和不是相憎恨，仁的最低要求是忍，汉语里仁与忍是同音，在古时还可能是同义的，即忍让不争，其次是接受、再就是喜欢，最后是爱；义是依靠的意思，最低要求是不害，然后是互利互助，即使没有仁爱之心，也要有互为依存之心，不要相互损害。

儒学的核心是恕字，既宽容。但等级的压迫性质与宽容的要求相矛盾，因此形成目标与手段的矛盾。于是统治者就利用儒学的目标作为表面的仁义口号，而实际推行的是与宽容目的相反的统治手段体系。孔子认为仁义之心，是等级制存在的必要前提条件。但孔子失之偏颇在道与形上，宇宙自然的运动是以能量的输入为前提条件的，人类的生存活动也不例外，而能量的转移体现在社会就是利益关系，孔子要求放弃利益的考虑追求仁义，等于不顾生存的根本条件而追求意识的完美境界，利益是仁义的保障和基础，放弃基础，没有社会终极目的的正确性，只能是适得其反。没有形的组织结构分析完善，仅有器在行为上的良好愿望也是不够的，导致目的和手段的逻辑混乱与矛盾。孔子强调仁义的动机是善良的，但意识的理性化程度不高，不计代价、不问目的方法的追求仁义，结果，仁义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被最不讲仁义的统治者利用，打着仁义的旗号，推行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措施，以维持对社会利益的无限侵害，完全走向了仁义原始动机的反面。毛不就是打着为人民服务的仁义招牌奴役人民的吗？

孔子的仁与义缺少终极道义目的，因而是盲目的。人欲即可以为恶，但也有向善的一面。克制人欲的结果导致二者皆废，同样达不到抑恶扬善的发展目的。没有终极目的的正确性和正确的外在手段的配合，仁、义之心也难以产生、保持和实行。任何人都有仁、义之心，只是给予的对象不同，虎毒尚且不食其子，强盗也是最讲义气的，但只是对同类而言。仅仅有仁义之心而没有终极道义是无法解决社会利益问题的，还会被人利用来扼杀进取之心。例如，封建统治者标榜的以孝治天下，孝被人为是仁义的表现，但该如何孝敬有道德缺陷的长辈们呢？

善良的互助愿望，通常敌不过恶意的侵害，正义只有能够制恶才有伸张的可能，就如同无法设想一个没有警察的社会，因此，善意并不意味着忍受和退让，而是坚强的维护权益。政权的存在正是以势力扼制恶势力的手段，如果政权不能扬善抑恶，甚至自己为恶，那还不如没有政权。儒学的盲目仁义之心，对强势恶性的阴暗面的回避和宽恕，导致私利势力失去制约和社会意识的智力退化，使得亚洲地区成为损人利己的人性恶性和腐败的高发区，靠为恶损人获取利益的人甚多。

与老子的无形无为相对照，孔子的社会理想是有形有为的，试图在人的社会当中，建立家畜动物群体的行为准则。如王权、地位、等级、对权威的服从等。虽然在春秋战国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在希腊和中国首次面对物质进步所带来的人欲横流扩张，无所不为无所不取的人欲，令孔子产生校枉过头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长期来看，忽略了人的灵长意识的需要和发展，排斥理性能力的培养和运用，以公法与平等为标志的人性特征不能产生，形成人性发展与社会需求的矛盾死结，单独建立动物社会的等级制，围困情欲做文章，导致情感的虚伪或不当，或放肆狂妄或过度压抑。欲望本无好与坏之分，只有适当与否，是否对自己和以外的社会构成损害，缺乏前提条件的一律围困压抑，即无法解决欲望失控的老问题----- 统治者的欲望无法控制，还带来了民弱的新问题。因此，孔学几千年虽被统治者别有用心所推崇，却同样无力扭转人世灾难。近代二战时期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导致新一轮的人欲失控。这种失控决不是单独的器的修养或形的权力控制机制问题，因此，就不是偶然的现象。象希特勒那样的人随时随地都存在着，但只有在物质的巨大变化导致人欲普遍横溢时期，才会有人认同追随，才会形成势力控制国家机器。

儒学以只谈仁义，不问利益而著称。因此，儒学的偏面与问题也就由此而生，过度的仁义意识实际是社会病态的反映，只不过是社会总体性质的不仁义，才导致人心对仁义的关注。其实，儒学并非不问利益，只是将利益分为所谓有利于仁义和不利于仁义的两种对立利益，所谓有利于仁义的利益就要提倡，甚至动用王权手段强化利益的维护，而所谓不利于仁义的利益就要压制，甚至消灭。例如，认为孝是仁义，因此，长辈的利益需要大于晚辈的利益需要，但包办婚姻时，长辈为了自身社会利益需要，牺牲子女的感情选择需要，能说是仁义吗？孝道降低了个人行为责任感，使人们把养老院搬进了紫禁城，而做为社会运转的决策大脑，这里不仅需要经验，还需要旺盛的精力、活跃的意识、思想的更新，这能说是对社会全体的仁义吗？君明臣贤国之福，父慈子孝家之福，没有父慈的前提条件，强调子孝就是对子的剥削和压迫。老年人面临生命资源破产的前境，可能引发破产阴暗心理，没有前提约束的孝是反人类的，如同权力、青春、地位，财产等资源条件的破产所引发的阴暗心理一样。

中国不仅是古老的，而且社会也是老年化的，与发展进步相矛盾的。对孤、寡、老、幼以良好的关怀是必须的，但这只可能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实现，而不可能靠打着仁孝的旗号，建立利益等级，对青壮年的过度剥夺来实现。损害了生产力，谈何供养？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仁义划分即不可能准确也没有永恒的标准，有利与不利是将随着意识观念、时间和环境条件而变化，这种划分性质成分加以区别对待的作法，将动态性质的事物静止成分化，只能是名义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导致名义与本质相脱离，内、外不能相生，形成思想和行为上的逻辑混乱，导致整体败坏。以追求礼仪之目的，落得礼物的结果。近代的阶级成分划分，也是这种所谓先进道德意识的产物，其荒谬结果是共同的，只不过追求仁义意识幻想是表面口号，欺人耳目，夺取财富资源才是实用目的。大强盗都是打着仁义旗号的。

儒家反感利益，是因为利益导致争夺，争夺导致无情无义，并最终导致罪恶，利益之心导致仁义之心的丧失。这种推理混淆了心与物的关系性质，也违背了生命的自然规律。不能将男人好色归罪于女人太漂亮，生命需要资源条件维持，就不能不依靠获取利益，利益即可以造化生命，也可以引起人心不足，产生贪欲。因此，利益本身的性质和作用是中性的，或者说是双重的，只是人心的过度贪婪导致了不仁不义，主要问题不是利益本身而是人对利益的意识。而且，能够导致贪婪的不仅仅是利益，吸毒者没有任何利益之心，毒品不能带来任何利益，却带来最大的不利和人心最大的、最难以克服的贪婪。

因此，对待利益的最好方式自然是鼓励利益的进步作用，限制利益意识导致过度贪婪。不是将利益视为洪水猛兽，不是逃避就是扼杀，而是充分的探讨和明确利益的界限，让人心明确自身利益的界限并加以坚决的支持和维护才是抑制贪婪的最佳途径，抑制了过度贪婪，则争心自解，仁义之心由然而生。相反，一切利益界限不明或不平等的情况才会导致机会主义的过度贪婪之心的产生。因此，不谈利益的标榜清高是错误的虚假意识，如同人们对待自己的生殖器官，表面上捂着，心里时刻想着。表面上不谈利益，暗地里反而算个不休，又是何苦呢？

虽然，统治者极力宣扬孔学仁义之心，但目的是用仁义扼杀人们对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反抗，而不是建立道义社会基础，促进仁义精神的长期产生和保持。“以孝治天下”是封建社会仁义表面口号，其含义是建立由家庭开始，到家族，至村镇部落的氏族，再至官僚阶层，直至皇帝的等级控制的社会关系结构，从小到大、从内到外、从生到死都处于等级压制之下，从审美意识到习惯都对等级的顺从看成天经地义，本质是为封建等级制培养顺从奴才服务，另一方面以局部王权利益寻找收买同谋，将利益侵害由内到外合法化，从大社会的利益侵害，渗透到地方、家族甚至家庭，从而成为巴金先生所描述的“吃人的”家，正所谓“外示儒术，内用黄老。”表面现象看似仁义，其实，真正的目的在于老子所谓的弱志强骨的培养驯化动物，建立互相牵制的人际关系，令人无能为力的策略。故诸葛孔明曰：可以为教而不可以治乱世。即说教可以，不能真照着干，也治理不了乱世。

毛的社会主义也是千方百计的玩弄不平等社会关系结构，建立互相牵制和利益压制的等级，挑起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争斗，然后，打、拉结合的从中得统治鱼翁之大利，至于内斗造成的破坏和资源损耗等人间悲剧，对于毛的个人利益至上而言，是无所谓的。但毛的封建家族等级与过去的不同，不是以血缘关系的家庭和家族为基础，而是以党派家庭和家族为基础，即党员、党小组、支部、党委、中央，建立利益共生的等级关系党派家族网络。

无论血缘家族，还是党派家族，将家族利益极端扩大，置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两者是共同的。但党员家族的繁殖能力却是血缘家族远所不及的，血缘家族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局部的，为统治一个大国，必须求得帮助，与异姓合谋，而党员家族可以象病毒似的无限繁殖，让社会机体的任何部分都被其感染控制，尤其在社会大动荡时期，由于缺少公法安全保障，为寻求保护和追求利益，往往入帮党，此时的帮党可以迅速的扩张繁殖，其规模越大，则帮党的利益效能越好，其扩张性就越强，于是进入恶性循环，直到产生规模失效、内部利益矛盾、外力打击和资源匮乏导致瓦解。党派病毒靠侵占正常社会细胞的生存与发展资源养活自己，他们不能为社会机体的发展进步做贡献，反而会损耗机体的功与能，导致疲病，甚至死亡。

    A numerous aristocracy has never been found to be less oppressive than an aristocracy confined to a few.

                                《GOVERNMENT by James Mill》

党派家族的极端繁殖实现了血缘家族想做但是永远达不到的对社会的绝对占有和控制，因此，当维系血缘家族利益侵害统治的伦理纲常，与帮党家族势力相结合时，为恶的能力比血缘家族大得多，党派家族可以在现代推行奴隶制对社会的彻底剥夺和完全占有控制，把社会变成王权的后宫，而血缘家族在社会活力增强时，很难找到同谋，只有迈向民主。

在人的天性构成中，妇女是情欲的成分多些，遭到儒学的打击，斥为与好利的小人相似，一鼻子把半数人口打入另类，其极端性显而易见。由于妇女在物质条件和社会保障条件恶劣的情况下，生存能力弱，对男性产生依附，为家庭等级制提供了机会，对不平等关系的接受和忠诚只可能是来自于依附关系，但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将越来越缺少维持的基础。

当代社会是建立在特定的价值理想基础上的，如一夫一妻制、绝对私有或公有制、过度保护的福利制等，建立税收、法律等手段维持这些价值理想，不惜花费资源代价的追求理想的实现，但这些理想是否能经得起历史发展，人性解放进步的冲击呢？很值得怀疑。

私有政权为自身利益需要推崇儒学，独尊儒学，以政权手段压制人的正常思想发展进步，让民弱从而对强权势力集团产生依附，是为其保持私权目的服务的，强调社会等级顺从的合理，自己却贪婪的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导致社会根本关系的不仁不义，人性和社会发展极端的不平衡，自己的利益没有保持住，还坑害了社会的发展条件，害人害己，其近代结果是人们所熟悉的满清积弱覆灭的悲剧。

虽然孔子也强调天命无常，统治者必须替天行道才能获得统治的合理性，但对于不替天行道的皇上该怎么办呢？孔子没有明确交代，等级制是建立了，而仁义之心却不是随后就自然产生，人人都会有，相反，利益目标的对立倒还助长了不仁不义的压迫之心的发展，是否应该视缺少仁、义的统治者为仇寇呢？孟子是这么认为的，为此，他的牌位差一点被朱元璋赶出神殿。私权推崇孔儒并非看重了孔儒的仁义道理，而是需要仁义的外衣和意识偶象王权，推行对社会人性欲望和意识理性的压制。毛的统治就是即要搞等级制，又不讲真正根本的仁义之心，虽然有时也三心二意的做些表面文章，其特征很象汉武，即“内多欲而表面仁义”。难道不是他打着集体利益公有制的仁义旗号，把社会的一切剥夺的一干二净的吗？

儒者以欲望世俗政治的助理身份，参与社会活动，以代表天理为招牌，推行的是世俗行为理想而不是禅、道的超越现世的理想。儒者将理性依附于欲望需要，或者是为养家糊口，或是为名利之心，也有少许是为了借助王权力量行现实社会的理性理想，出卖自身为奴，借助和依靠强势来实现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是官僚的本质，由参与私权的维护，求得主子的恩赐，分配一些私权的好处。通过推行所谓美好善良的仁、义世俗行为理想，达到克制人欲横流的祸害。但私权本质与仁义本质在道义上是对立矛盾的，私权统治的真缔分为四步曲，一是养狗，看家护院，咬人争夺利益，因此，中国人与西方爱狗的习惯不同，十分痛恨狗东西，因为经常被狗咬；二是骑驴，让老实人服苦役，税费侵占剥削劳动成果，追求私利极端最大化的财富；三是耍猴，用利益好处小恩小惠设套引诱，收买利用有一定才干的人，达到目的后就过河拆桥，大杀功臣；四是打虎，对于威胁统治地位利益的一切东西，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四步曲中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仁义挂上钩。因此，儒者与统治者这种结合是勉强和以令人难堪的屈服为代价的，统治者需要的仅仅是块仁义的招牌而已，故真正的儒者总有为不可为的感慨。由于世俗行为理想服务于欲望压制需要而不是理想本身的实现，仅强调对欲望的管制而忽略其存在的正当性，对理性意识的排斥，不能带来人性的平衡发展。靠等级压迫强迫情感选择，在外忧内患的功利夹攻下，总以无能为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