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情欲
人性的构成是由理性和欲望的矛盾作用为主的，主要集中体现在感觉和思想意识上，而人的动物性本能和植物的生理性质主要是维持人性的存在和活动的环境条件的。理性与欲望的互相作用带有非逻辑特征因素，例如，理性思考能力越差的人，对思想信条的承认越执拗顽固。那些受宗法迷信的人，那些带有强烈的宗教情感的人，其理性的感应能力受到蒙蔽，由于缺乏理性来平衡欲望，其行为就难以理喻和具有对理性事物的破坏性。他们和白痴不同，白痴的欲望和理性是平衡的，只不过两者的水平都很低而已。如果说理性思考能力较强的人，对于自己的思想观念有信心是可以理解和符合逻辑的，而思考能力较差的反而也对自己的思想意识报有信任感就不大符合常规。因此，很明显，思考能力越差，就越看不到自己差在何处，其行为就带有越强烈的非理性情感色彩。当用纯理性的法制规则去管理社会时，他们就越容易成为规则的破坏者。
一定的良性宗教信仰和道德情感培养是社会不可取代的缓冲物。但是宗教决不可用于社会管理，那就会是一场由欲望失去理性的引导所引发的社会灾难。对理论教条的作用也要保持警惕，当我们必须克服感观上的厌恶，去完成某些理论教条的目标时，最好多问一问到底是为什么。当社会成员构成上，理性成分和欲望成分在意识和行为上不能互相平衡，追求上出现两极分化时，社会将陷入不稳定和冲突。社会在理性和欲望的两极振荡中完成螺旋式的进步过程，社会管理的一切含意都在于控制这两极振荡的幅度，不要造成极度的不平衡而产生社会分裂争斗灾难。
意识思想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体用功效的，精神的作用有时可以等同于一个物质国家的作用，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是亡国之后的犹太民族，在漫长的流浪历史中，靠精神意识而不是物质条件唯持了民族的同一性。当基督教与不同的地区意识杂交后，本土化的结果是欧化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并曾经与政治势力相结合，成为统治工具。意识失去了理性的内涵，却成为流浪民族的精神幻想寄托与统治者的压迫工具。中国的文革期间，国家机器被摧毁或功能软弱不正常，维持一个社会群体秩序的竟然是对毛个人和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精神幻觉与崇拜。
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感官认识先于理性认识。感觉认识的积累提供感觉经验，对经验的理性认识产生观念。因此，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理性认识是相对滞后的。虽然，通过观念的建立，借助于逻辑关连推理，可以对物质世界的性质和现象进行种种推测，但由于观念基础缺少唯一性和排他性，意识观念体系不能向上兼容，因此，推论与实际并不能划等号。只有获得感官经验支持的推测，才能在被限定条件的情况下，脱离幻想的不可信泥滩，被接受为科学的认识，因此，确认必须有感觉认识经验为前提，才能保证意识与现实存在的一致性。
即然观念的建立和推演不具有唯一和排他性，因而，从观念的层次出发，组合推论社会的性质和行为规则是危险的，不论观念是超前还是滞后于社会环境条件，用强制手段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与物质科研的实验条件是不同的，社会科研不可能为理论研究提供千万次的实验和失败的机会。因此，社会变革应该是来自社会的现实生活紧迫需要，而不是统治者为追求所谓政绩，强加给社会，社会变革只能引导和利诱，不能堵塞和强制。为保证这种渐次而稳定可靠的社会发展，决策权转移到器的大多数和生存需要的层次，比在道的观念层次要稳妥可靠。因此，民主实际上是保守的政治，而不是激进的。是将生活需要优先，而不是观念理想的实现为优先。虽然乌龟行动慢，但有时间感受、思考和选择方向，因此，犯不可挽回的错误的机会就小，而兔子跑得快，行动速度远高于感受和思索的速度，犯方向性错误和盲目自满的可能性极高，在方向的争执和不断改变中，社会利益的损害恐怕比稳妥保守的情况下要大得多。这对于性急的落后者也许不容易接受，但欲速不达，饮鸠止了渴也送了命。但民主的决策方式是人性的常态管理方式，在危机状态下的工作却不稳定，当器的生存条件受到极度危胁时，民主决策的反应迟缓，很容易转化为对势力集团的盲从，这是要特别警惕的。
社会发展不能没有先知呐喊，但却不能有先知的过度强迫。反之，当社会的迫切要求已经产生，而政治体系和利益势力为自身即得利益加以阻碍时，对抗不可避免，但也不能没有先知的方向指引，否则就是互相侵害和毁灭，结果是动物轮流做庄，人性还是无法发展，奈何？
人类的感观系统并不是外界刺激的被动接收器，感观系统是有主动性的，感观系统对某种刺激产生逃避和反感，对另外一些刺激则产生亲切和好感。如人们对噪声和对有韵律的音乐的感觉是对立的，甚至心情不同时，对同样的音乐的感受也是不同的。这种选择性很大程度上是人的先天构成所决定的。感观系统对有逃避感的刺激产生厌恶和憎恨，对有亲切感的刺激信号产生爱恋和向往。感观的选择性就是情，而这种对情的逃避和追求就构成了由情而生的欲，有些欲带有本能的自我完善调节性质，逃避和向往是为了维持生命的正常环境条件，如炎热导致毛孔的扩张和腺体排汗；有些欲望的自调力很差，有失控的可能，如对药物刺激、性欲等，过度追求从而损害生命条件，等到从理性认识到危害性时，一切都为时晚已。
感观的主动选择性和理性感应能力同时存在于人的天性构成当中。但理性的认识非常滞后，往往在情欲受到阻碍时，理性的探索才被激发，而结论却不一定可靠，只有反复的追求与失望，导致意识认识的深入和接近符合现实存在，因此，认识过程就是动心忍性，不断丰富感觉经验，并寻找理性的意识结论过程。这对情感而言，是一个经受痛苦与挫折的过程，实非常人所愿。意识认识的滞后、与现实的不一致程度和痛苦的情感阻碍经历，认识很少能直接支配感觉和情欲，而感觉常常支配蒙蔽理性的原因就在于此。例如，没人能理解动了真情的女人，人们对烟、酒、药品等刺激物，对感观神经系统的刺激的依恋和向往也同样是难以理喻的。
人类的另一特征在于对理性的态度，通常只有在困境和危机状态下，才不情愿的听命于理智，一但情况好转，立刻又按感觉行事。追名逐利人之常情，名是意识满足而利是感官满足，因此，人类并没有由于有理性的认识能力而避免感情冲动的错误，相反，在取得一定的理性成就之后，更容易犯情感冲动的错误。而聪明者犯一次错误就会另选出口，而愚昧者就永远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人们抛弃经验而去追求一些出于想象的体系时，永远会陷于错误。
（霍尔巴赫：《自然体系》，I.1,Systeme de la nature ,Paul-henri Thiry d'Holbach)
理性认识的滞后与不断变化的现实存在的不一致程度，将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加，理性在指导行为时，也就不一定有正确的方向性，也同样让人吃尽了苦头，因此，各种宗教及理论思想意识的错误性质是永远存在和必须警惕的。
感觉的选择性也是可以后天培养的，习惯也会导致感观系统的选择性。（儿童对于美、丑、香、臭是没有情感选择性的；青少年往往拥有更多的天性的仁爱之心与正义感。）很多陋习难以改变的原因在于习惯已经造成了感觉的强烈选择性。人的审美意识和道德行为意识就是不断变化的习惯与本能。很多说教不能靠理性的支持时，就靠培养习惯来影响人的感官意识，达到欺世的目的。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典型的手段之一。
当人类感性认识经验不足，而理性认识能力的开发培养也不充分时候，或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能力不平衡的时候，错误意识和行为就不可避免，成为欺世者得逞的社会条件。绝大多数人都不具有完美的理性和欲望平衡，幸运的是，动物的行为，虽然难以指望理性的绝对控制，但维持生命运动的能量入出平衡和效益本能，使得行为逐步趋于自然理性，因此，尽管对动物这种理性精神极低的生物，其本能行为与其自身的资源条件仍就是高度理性结合的。
当我们把非本质非关连的东西误认为本质性和有关联时，就会导致情感失误。例如，对大粪状的东西都会产生厌恶，但并非所有大粪状的东西都是大粪，都有大粪的所有的令人难堪的性质。我们的感觉思维把经验中的相关性质附与感觉上相似的事物，导致整体性质的认定和情感错误。例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相憎恨，实际上有很大程度把非本质、非关连性的东西误认为是本质性和相关连的，导致严重的性质认定和情感失误，其不可理喻的程度令人吃惊。
马克思认为利润的追求必然导致争夺，争夺导致罪恶，因而资本主义世界资本的繁殖欲望是罪恶的。而事实是，争夺可以在民权和法制的条件下，成为互利的竟争，因而不一定产生罪恶。在社会主义中消灭利润，变成大锅饭了以后，人们对追求利润的代价也不感兴趣了，人开始懒惰和逃避劳动，人们对于无任何回报的劳动提不起兴趣，人们对于感觉不到的，没有现实回报的、某个遥远的目标的引诱失去信心，没有热情，那些鼓动劝说别人的人，也是有现时目的的，为了获得政治资本，希望获得上级的奖励和提升。没人愿意和疯子、懒惰一致。
当我们将对方的政治制度视做无道的时候，连同其经济生活生存行为的形式也一同憎恨，这是严重的情感认识失误。因此，当我们满怀情感，放纵自己的好恶时，我们就已经掉入陷井里面了。放纵情感欲望对人类是毁灭性的，如果对动物的繁殖滥用善良，听之任之，我们就会被动物淹没。但是，限制和扼杀欲望也是毁灭性的，扼杀情欲人类就会绝种，过度压抑也会导致过度的逆反，它总是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又冒了出来。因此，繁殖的欲望和人的其他欲望一样，并不能用罪恶和善良这种简单的道德坐标来判断衡量，关键在于互利引导、限定使用而不是扼杀或放纵。
生命的资源条件除了物质外，理性与感官资源的开发、编程和使用，对人类的进化将越来越起重要作用。人的机体创造不由人自己做主，而人的群体生活机体却要人类自己认识完成。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聚合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机体，完善进化出符合生命道义的形态。可以说是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怪胎畸形后，积累了历史经验和代价之后，才逐渐发现生命的道义规则的。这个规则就是有机的整体的健康生命取决于各个机能构造器官的互利支持，平衡发展关系。任何不匹配的器官，或有发展成不匹配的关系的潜在可能的器官，都是生命的畸形怪胎，难以生存，无法发展壮大。更谈不上与其他形态的正常机体竟争生存条件了。只有对人性和自然的各种条件提供最便利和最大效率的表达使用环境条件，平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矛盾，才是最自然的社会环境，维持这个环境条件所受到的自然阻碍破坏才是最小的，因此在管理上才是最经济的，也就是人道的和能够持久保持的。（帝王们往往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欲望无约束和止境，导致追求的单一和极端化，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以长期维持，又如何指望他们去维持社会肌体的生命。而封建盛世时期的皇帝往往自己活得也长，因而社会活得也相对舒畅。）
当社会的主体成员的理性感应能力得到良好的开发与培育，社会才具备实行更高理性规则的条件，才能向更高的效率、力量、规模进化，这样的社会代表了人性向高处追求的进步性质，相反，当社会的主体成员的理性感应能力受到抑制，单纯追求物质感官与本能的满足，社会不具备实行理性规则的条件，而更多的是尊循动物世界的规则，强调暴力的强制、地位的尊卑、对资源的占有和支配等，人性的理性与进步性质受到扭曲和抑制，必定靠低级劳动生存，从而导致落后并最终被同化或淘汰。
人的行为方式与心理意识是个人资源条件与社会环境条件相互作用，互相加强与抑制的结果。符合自然之道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在于把个人资源的配置，即情感、理性、健康、财富、知识、体能等，可以是先天的，或是后天培养的资源，见图-个人生存条件与社会环境：
个人资源与社会的进步需要之间（发展方向、管理手段、信息反馈与决策控制、秩序与自由的平衡点的确立等），建立需求与供给、加强与抑制的良性循环关系。不是将某种简单的资源拥有一致的所谓公平原则来限制个人的资源使用，而是按照社会需要和团体利益需要达成供给与需要的互利契约关系。通过自由和自愿的方式，为不同的资源配置的个人，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寻找最佳的资源供给与需求平衡位置，不是简单的推行一致化就是公平，就如同不能把常人和傻子都关进疯人院或都放之社会一样，区别对待和使用是无法避免的，只要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有利于社会资源的积累，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和发展要求，同等资源使用和开发机会条件，就是符合自然人性的公平。反之，社会关系结构如果不是社会利益需要的反映，限制和扭曲社会需要和个人资源使用的表达条件和自然供求平衡方式，就必然引起社会矛盾和危机，这种结构就不断累积错误，形成肿瘤，因而也不可能长期保持，一但恶化就带来动荡。（中国的典型一致性公平的实践，是将农民直接提升为国家的副总理，结果由于不具备决策资源条件和能力，根本不能发挥决策功效，只能一言不发的参夥。农民并不是不可以参与管理，但必须经过人性资源的开发与培养，并不断证实自己的能力和品德之后。而不是为了拉拢人心，将社会道义的管理职权，廉价的转让和赠送的结果。再例如，一夫一妻制对人性的资源的高效使用和优化起到破坏作用，在农牧繁殖上和自然界里，只有资源优势者才有繁殖的机会，为什么人类的繁殖反而要采取不利于优化种群的方式呢？在提高社会保障功能的前提下，某种建立在自愿离合的，将性与繁殖分离的准入制可能更可取和更自然。当人们对夫妻关系的稳定程度信心不足，阳奉阴违的时候，古老部落的习俗，如阿注婚姻是否也有现代积极的意义呢？以垄断对方资源条件的婚姻忠诚是偏极的情感，而生活现实变化是否使人人支付得起偏激的代价呢？如果有人欣赏，自愿如此，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有必要强迫促使所有的人都这样吗？偏激是否就代表了进步呢？）
人类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由于将非人性天然构成的成分，作为社会供求资源开发使用而产生的。将肤色、语言、历史、文化、出身、地位、信仰等非人的天性成分，看做资源条件开发使用，导致与人性资源的开发与表达需要的社会结构性矛盾，阻碍了人性资源的开发与表达渠道。例如，不能让不具备决策资源条件和能力的人担任决策任务；资源条件将随时间和环境改变，因而不能独占决策地位；外行和内行资源结构不同，是互补的需求而不是你死我活的争夺，需要有分工与合作，信任与监督并存，不能强调绝对的优势地位，等等。
人性的塑造是对自然环境的反映过程，天然的结构差异使得各人反映的方式和程度不同。人性善与恶的选择即面临与自然理性的冲突与合作，同时也面临资源条件的差异所导致的失衡，能够把握住平衡并非易事。人的生命资源是有限的，当年老多病，面临生命资源破产的死亡时，也许会有要不顾一切放纵的阴暗心理；人的青春资源是有限的，当面临衰老的青春资源破产时，也许会急于抓住流失的岁月；当面临相貌、才智的天然资源差异时，也许会产生缺陷的失衡，形成缺陷阴暗心理，这些自然因素都有可能对情感选择带来巨大的非理性趋向。
在人的天性构成----即理性与情欲的先后与对立工作性质，不可能改变的前提下，完美的人格构成应当是理性与情欲的动态平衡能力，当一方扩大的情况下，另一方必须相应的提高水平相适应。没有突出的情欲，就无法提供充分的感觉经验和目标动力，没有理性的感应能力，欲望没有方向性和互利选择，导致争斗破坏。两者水平的共同提高才是生存需要的选择。理想的良性人格并不是软弱，或无能导致的无欲无求，应该是道义的情感选择性和高度的理性感应能力，强烈而有节制的改善生存条件的进化欲望。
从地球人的角度看，如果不同的人性构成的合作是最大利益的所在，民族性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上，各民族都在克服地理和通信的阻碍走向融合。无论是自以为先进，还是优越，强调民族的绝对优势就是间接的谋杀自己，保持过去优势的意识带来对进步的排斥和消极态度，持财（才）自傲只会带来仇视。资源的优势配置和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平衡才是道义的选择。只有根据人性资源构成的配置和选择使用才是自然公正的，而不是根据肤色、地域、语言等外在的现象来划分等级或强求外在使用上的一致。
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溢其过。
《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
夫爱之则不觉其过，恶之则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滥，物情生怨。
《后汉书*爰延传》
人类是一种灵长动物。和其它动物区别在于拥有很高的智能潜力。即学习推理的头脑。也就是具备理性因果分析的能力。人类利用自己的智能特长，取得了统治地球的地位。而对其他物种也没有客气，生杀与夺根本不需征求意见。人类的危机在于如果发展结果导致不同民族间形成巨大的能级差异时，低能级的人群是否会沦为下一个要灭绝动物呢？
如果人类是一台纯粹的分析推理机器，这个世界会宁静和谐许多。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纷争。人类在拥有理性的同时，又加入了情感和欲望的变数。因此，人的行为不再单纯受理性的指导，还在受情和欲的左右。在理性和情欲的对立中，情和欲的满足感会蒙蔽理性。使人的行为在理性看来愚蠢、颠狂、可笑。理性和情欲的互相影响作用构成人性的最重要特征。情和欲的满足追求具备排他性质和极端性。而这种排他性是自私自利，引起争斗的因素。人的自私本性是与生具来的，而互利的认识是社会教养的结果。由于人性构成上的先天特征，人类在情和欲的满足上存在着许多危害合理执政的因素，如极端所导致的偏执；虚荣导致顽固；由于缺少关怀而引起的极端对抗情绪；长期贫穷导致对财富的过分追求；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经验所产生的偏见等等。人类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情和欲的失控，极端发狂和压抑而引起的。将社会利益的保障无保留的寄托在某个或某些人身上，无论其自称为圣人也好，英雄也罢，都不符合管理秩序对理性的要求，因而工作不可靠。如何限制和引导人性的自私，防止其偏执的倾向，是建立良好社会秩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人的天分不同，性情不同，生长的条件与环境不同，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勤奋与懒惰、智与愚、勇与怯、贪与廉、忠信与奸诈、敬慎与简慢、诚与欺、达变与因循、能干与庸碌等差异可谓大已。如此庞杂的多维的抽象人性空间构成，集合成庞大的社会群体时，对社会管理的道义要求势必就非常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是生存竟争的对手，又是对方生存条件的提供者，是即有争斗又有依赖的矛盾关系。中国古代的太极思想正是论述的这样一种阴阳的矛盾体的关系，而且认为道义就在于矛盾的平衡，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方压倒或消灭另一方，而且压倒和消灭也不可能做到。打破平衡就会产生或阴或阳的极性，带来相反方向运动的作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衡程度的不断累积，就会令破坏平衡的一方导致极端，越极端的状态，反相作用力越大，所需要的维持力也越大，因此，极端的状态包含了巨大不稳定因素，维持的代价也巨大，终有一天会负担不起，支持不住而徒唤奈何。就如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前者注重个人条件而后者注重集体需要，两者的平衡结合是道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两个主义都会万岁，因为谁也少不了对方。任何一方在企图消灭对方的时候就是在消灭自己的生存条件，也就是间接地在消灭自己。主人消灭佣人就得自己做饭洗衣，佣人打倒资源的主人就没饭可做可吃。任何极端的意识和行为都将导致荒谬，结局可笑可悲。
历史上以私权人治为主的社会管理效果对社会人性解放发展的作用是反动的。可以肯定地说，任何社会政治制度，如果不能摆脱人性无常的弱点，建立起不依赖个人和团体、能独立保持、合乎人性道义的社会关系结构，都无法长期保持。历史的发展将来也必定会淘汰那些不具备竟争力量与效率的社会。对于每个关心人性意识的个人和社会而言，如果不愿意被征服和奴役，就势必要面对竟争，培养力量和效率基础，合乎道义的体制就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夫六情五性，同在于人，奢欲廉贞，各居其一。及其动也，交争于心。欲强质弱，则纵滥不禁；精诚不制，则放溢无极。夫情之所在，非好则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布帛不立。情苟无极，则人不堪其劳，物不冲其求。劳求并至，将起祸乱。故不割情，无以相供。
《三国志*辛毗杨阜高堂隆传》
宗教上认为人有七大原罪，即懒，馋，贪，色，名，利等。虽立论有些绝对，但也为社会管理提出了问题。这种情和欲的过度行为至少应控制在个人行为的范围之内，杜绝于社会行为，尤其是在政治行为当中。政权可以利用其掌握的生杀与夺的利益杠杆来教育和引导社会的价值取向。如果维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靠互利公共意识，那么政权私有就和这种正确意识相矛盾，就无法使社会建立良好的、互利进步的价值观念。表面的口号和宣传是无法让社会长期信服的，只会教人虚伪处世，产生逆反心理而已。私权与社会的利益矛盾不解决，社会发展进步就无法摆脱乱政先发展后破坏的死循环。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历程，其财富积累还没有美国二百年里创造的多。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私权政权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吗？
太史公曰：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怠情之为安，若者必危；情胜之为安，若者必灭。
《史记*礼书第一》
人的生长发育并不以人的意志唯准，而是以生物规则成长。大脑的地位固然重要，但主要是对外工作的，对内的生长发展无法通过意识来直接影响，任意改变器官关系。社会也类似于一个有机的人体，执政是分析决策的大脑，执行的是四肢，承受和支持的是内脏器官和身体本身。如果执政的大脑利用决策机会，推行对人体的征服，强制执行荒唐的生长形式，令的四肢相残，身体劳累。破坏了生命的生物原则，这个人的生命就无法维持。而大脑自己离开身体的支持也会死亡。在人的有机体内，任何器官破坏共同协作的生存利益基础，追求无限发展的绝对地位，都会导致发展畸形，机能失去互为需求的平衡而至病死亡。社会机体的执政决策，执行维护，承受支持的三个主体也具有相似的共同利益关系。而私权推行的是执政者的绝对利益，破坏分工协作的互利基础，过分强制其他两方，打破了利益的平衡，导致社会发展畸形至病。由于社会机制要靠人类自己完善，机能规则的效果要很长时间才能体现，为人们认识和选择正确的形式带来困难，也为居心不良的人提供了行骗的机会。社会进化就曲折艰险的。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伶官传序*欧阳修》
人脑的硬件条件是先天的，而人脑的工作软件却要依靠自身的感觉经验和理性认识能力来编制。人性的另一主要特征是学习、认识、教训、总结、提高的积累经验过程。当由于缺少经验，认识不足而无知时。轻率地认为一切都明白了，固执地不听别的意见。坚持错误或不全面的思想和行为政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结果必定是灾难。固执极端己见的时候，早已谬之千里了。从能力的角度来看，如不具备相应的能力，仅有愿望也不能达到目的。人的能力和经验是无法继承的，只有自身的努力，通过对错误的不断认识总结才能具备，而私权唯我独尊的意识是不会有虚心学习的性情的。私权的继承相授也无法保证有能力和品德的人担当社会责任。社会的正常发展应尽可能的避免这种人祸。必须清除个人欲望对社会管理理性秩序的干扰破坏。无论愿望多么的良好，错误的认识绝不会有正确行为，也就难有好的结果了。只有当理想的社会目标符合人性的特点和社会的互利需要时，并且在运用相应的、合适的方法后才可能达到。当提出了理想的社会目标，却找不到实现并维持的方法，那么无论愿望多么善良美好，结果都是失败。或提出根本不符合人性和社会利益的目标，嘴上说服务于社会，却没有或不实施实际的方法，就是欺骗。这也是许多社会革命最后毫无社会进步意义可言的原因。民众的参政为社会提供了比较、鉴别、认识、纠正错误的过程和机会，结果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社会革命不同于物质科研。社会论断很难实地试验证实而不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施行起来一但不对，后果不堪设想。对于政党的性质、行为、信用，在没当权时，只能听其言，无法观其行。请神容易送神难，上台容易，下台就难了。社会难以承受基本社会关系及政策的颠三倒四，反复无常。社会不能让人随意来一把，玩一下。乱政扰民，人何以堪！乱政误民，人寿几何？这种无柰的选择也是造成社会进步缓慢的原因。社会要摆脱错误的陷井，选择正确的道路是非常困难。因为，任何社会基本政策的调整，都会带来利益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得有失，平衡起来实属不易，容易导致即得利益者的抵制，尤其当这些即得利益者是握有社会权力的官僚阶级时，情况更是如此。没有社会力量，改变无从谈起，有了社会力量，又不能改好。搞成一副烂摊子，谁都难办，倒霉的自然是芸芸众生，被无端地当作试验品，饱受来回折磨之苦。
主父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欲而不知止，失其所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有。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政治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情和肮脏的。这是人性在争斗时不择手段的必然表现。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不顾一切的要达到满足自己的目的，而不顾自己的要求是否正当。如果对人的弱点没有外在的防范，仅仅靠人自己来超越人性的缺陷是不可能的。政治人物往往拥有巨大的社会地位。对他们来说，美妙的天国已经实现了。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获取于社会，而不是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与社会生命同呼吸，共命运。这会引发不知多少人的欲望，去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的要得到它。他们关心的不是社会的生活需求，而是要推行自己的意志，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口号赢得政治权力，当权之后就只顾满足一己之需了。这是典型的马基雅弗利式的早期列宁主义战略战术。他们往往乱许诺言，说得天花乱坠，仿拂处在神仙倍出的年代，各种天国的境象让人觉得垂手可得，让人带着宗教的狂热迷信他们，然后摄取各种权力之后，就奴役那些被宗法麻醉的崇拜者。如吃饭不要钱，想什么就有什么，死后升天入极乐世界等。这样的社会即不存在，也不可能实现，只会鼓励不劳而获，决无进步意义。而实质上他们关心的唯一东西就是权力和特权。并为保有权力而不惜一切。社会利益早就无影无踪。他们总是不顾廉耻的给自己脸上拚命的贴金，自己带上各种光环，为的是骗的更多更深。他们决不会造福社会，而是社会的超级大盗，只会给社会带来劫难。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权是社会最危险的统治者。往往是精神和物质的极端压迫者。象中世纪的宗教法庭时期、希特勒的国家帝国主义、日本军国、现代各国的一些伪宗教和各种不得触犯的理论神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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