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 道不足而欲有余的造反派和权霸狂
尧、舜有为人主之勤，无为人主之欲。天下各得济其欲；有为人主之位，无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
《洞灵真经*亢仓子君道篇第四》
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矣。
《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
《道德经*老子第七十一章》
明王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志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孔子集语*主德五》
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之宫，不忧萧墙之变，而修长城之役。当其君臣为此计也，亦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岂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倾覆哉？故臣以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将至于败，则弗为之矣。是以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将亡，然后至于不亡。
《三国志*辛毗杨阜高堂隆传》
1，新势力组织的产生和社会革命实践的幼稚阶段
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曲折漫长的。受列宁俄国革命夺取政权的影响，基于对中国落后的痛心和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义愤，首先由学者借鉴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并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可以挽救中国，即以工人农民组成的政府取代军阀封建政权，就可以富国强民。富国强民的愿望无疑是高尚的，但方法是偏激的。如果再过几十年后，他们也许会冷静地提出其他更合道义的理想。(从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就可看出这种变化),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初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不受道义约束的扩张繁殖野蛮性，无疑也让他们失望。而中国封建落后则让他们厌恶。只有俄国的革命带来了新的国家和社会形式。虽然，历史以沉重的代价证明这种理想假设有不全面的地方。对社会机体的疾病诊断是幼稚的。盲目实施同样会给社会带来重大弊病。（尤其当把社会革命不是看作实现公正社会关系，采用人道的方式和手段，而是发泄情感和欲望的工具，革命的效果是引起群体的两极对抗分化，挑起仇恨和争斗，导致社会混乱，那么革命的结果就会和良好的愿望相反。革命中聚集起庞大势力的人，往往个人欲望强烈，他们更愿意让别人按照他的要求行事，而不是他按照大多数的意愿行事，而不幸的是，他拥有了势力去推行强权。）
对于痛恨过去和渴望变化的人来说，只要和过去相反或不同，就一定是好的。他们不相信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会提供合适的社会理想模式，对古典的思想持嘲笑的态度。而中国封建的，由统治者圈定的正统意识和习惯的君明臣贤的儒家私权等级思想和伦理道德体系也的确让人失望，它们是服务于统治者奴役社会的目的，而不是服务于社会进步的需求。由于对西方当时带有野蛮初级资本主义的道义缺乏性质，其民主政治形式也被看作是虚假的，并对其改良能力持否定态度,令他们选择了相反的社会主义思想。外国的政治与科技思想，人性解放与工业革命，尤其是社会造反成功的经验无疑被看做法宝。俄国社会革命的成功被俸作神灵典范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社会具有思考认识的是理性较突出的知识分子,而对现实不适应的多是年轻人.这两者具有追求变革的强烈冲动,却都不具备现实的操作能力.中间是芸芸众生,迷蒙中随波逐流,为眼前利益而奔忙.在理性并不成熟的20世纪初,革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犯大错误的可能.由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理想目标的选择错误,在现实的操作中肯定面临失败,这时候往往会选择搁置理想,而仅关注眼前的行动,主义的党成为行动党.行动党的好处是总能有办法实现短期的利益,麻烦是总是选错长期或终极目的.
兼容并畜并不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极端却是当时的普遍情感.事实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存在先进和落后之分，它们只是代表社会的两种成分而已，有产和无产将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并随着物质的丰富而调整两者占社会总数的成分比例和基准，大量资产和赤贫都是少数，而大多数人只是介于两者之间。但中国封建统治者经常制造出大量的赤贫流民，并在他们的拼命造反之下垮台，这是社会失去正态资源分布的必然反应，衡量社会危机状态的重要指标就是考察其资源分布状态和社会交易地位关系，见图-社会资源分布对照：
早期的革命者虽然有理想，但不等于有政权，只有建立政权势力的情况下，设想的社会形态才有机会化为现实。于是，他们利用旧秩序被各种不同的力量摧毁，而新的绝对控制力量尚未形成的机会，在苏俄的资助指导下,组建了政党——共产党，继孙中山之后，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由知识分子组织社会力量夺取政权，为实现某种社会理想的创举。他们无疑是拥有历史使命感的奋斗者,而此时的俄国受列宁的理想思潮的影响,并未暴露出斯大林式的极端野蛮性。如果他们能够保证自己发展起来的势力组织不为极端私利而垄断社会管理权，不被私利投机者的既得利益集团所利用，以实现社会关系公平发展为原则，那么，他们肯定是中国的救星。而早期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确有一些这样的优秀的理想主义分子,直到追随斯大林的留学生将党拉向恐怖主义。
一方面在全国建立势力组织网络，又开始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进行城市军事斗争。建立国民政府，准备北伐，打击封建军阀政权，建立新政体的中国。但孙的去世，和随即而来的与国民党的矛盾和分裂结果。使得这场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失去了理性道义政治领袖而沦为新的军阀之间的欲望争斗。
共产党早期激进的社会政策口号和发泄忌恨欲望式的社会革命做法，如没收财产，发泄嫉妒和仇恨式的批斗游行污辱，及报复性暴力摧毁消灭等手段，无疑引起了大量的疑惑和不满，被人斥称之为“痞子运动”。趁火打劫的破坏很象法国大革命的后期，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们对秩序产生迫切需要，超过了对道义政治的需要。拿破伦正是此刻，作为军事暴力手段的统帅，用强权恢复秩序，受到社会的欢迎。但拿破伦当权后，将社会引入了其个人征服欲望的泥潭。中国国、共两党分别由军事指挥人员，出任最高领导者，历史的变化何其似也。
共产党早期造反行为就埋下了对人类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蔑视，与理想的公平社会关系大相径庭，并受到党内理性阶层的反对，造成了其内部的分裂，大量党员退党，但一部分人为实力而组织势力的目的取代了为社会道义革命的目的，利益关系取代了理想，因此，党的性质成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追求实际私利的人远远多于追求理想的，欲望发泄高于理性规则建设，当权后的治世行为缺乏道义也就此埋下了祸根。
毛称痞子运动好得很。这思想代表了一部分党的成员，但对于强调造反和社会革命要求一致的知识分子领导人，这个观点不受欢迎，革命是实现社会利益关系的公平变革，建立理性规则秩序，而不是发泄情感与仇恨的工具。更不应为个人恩怨和短期利益而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于是，痞子的行为引起有产者对秩序丧失的恐惧，做为当家的国民党，自然要表示出对力量基础和秩序的关心，虽然此时还无暇顾及保有和摧毁秩序的道义性质。而北伐的盟友---共产党却忙于社会革命，用一切手段摧毁旧的东西，扩充实力和获取财富，侵犯了原有的势力利益划分，遭到各种利益集团和国民党的抛弃和极端的暴力镇压，被迫成为地下组织，采用黑社会的手段活动并转入偏远地区重新聚集力量，成为现代草寇性山大王。
共产党早期的组织和参与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有觉悟和反抗勇气的人，但他们不能有效的组织起思想愚昧落后的社会力量，去反抗他们认为是无道的旧政权，而这股力量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即农民和城市中下层劳动者，处于流散状态，难以自发的有所做为。虽然他们主张建立以工农为主人的政府，但却无法与工农完全沟通并赢得信任和追随支持.共产党是在租界的豪华别墅里成立的知识分子团体，如何把短期情欲利益的满足，与长期的社会进步变革联系在一起，是他们困惑的难题。秀才造反，永世不成，无论在行为、思想、生活情感上，他们与中下层劳动者都有很大的距离。知识分子擅长理性的思考，看重自身价值，适合做管理建设维护工作，而破坏争斗，玩命造反则有些勉为其难，没有极端的情感刺激，利益引诱和欺骗手段，很难达到目的。这种理智与愚顽的矛盾在共产党当政以后就再次逐渐显露和尖锐起来。
早期与国民党联合，借助于孙的威望和资本的支持组织武装力量，反对封建军阀，夺取政权并实行社会变革，但孙的去世使得情况急转直下，在缺乏道义和信任领袖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势力在目的和使用上形成利益分裂，各种势力集团之间开始分化斗争，资本的生存繁殖寻求保护和政权统治维护需要资源的结合，必然一拍即合，蒋介石受资本力量和社会秩序的考虑左右，同时与共产党之间难以形成依附关系，不利与蒋的私权需要，蒋对同盟者和盲目极端的社会革命与秩序的破坏者共产党举起了屠刀。
毛等被迫在农村重新开始并完成农民力量的组织工作，他的对手不是封建的军阀或皇帝而是新兴的由资本支持的政党力量。这是为争取决策权益，由可悲而又顽固的偏见所导致的决斗。蒋负有不可推卸的极端挑起的历史重责，这对冤仇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没能解开。(由于现在的台湾问题,当事人的死亡,关系又近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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