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反对一切对自己不尊的东西，也容不下别人比他高明，包括当年的官僚同志阶级中的理性知识阶层。虽然毛是斯在国际共产阵营的独裁作风和新沙皇般的行为的受害者，(斯对毛的坐大也心怀戒备，宁可中国分而治之）共产党的两大体系之间互相不臣服，由于本性和价值取向的征服性质，因此，无法平等合作。毛对斯的渗透控制中国的野心保持戒心。但在国内的地位上，却和斯有相同的处境。毛支持波兰人对苏联国际独裁的不满，但坚决反对匈牙利的国内民主自由运动。他对独裁的态度完全要看是处在独裁的地位上，还是被独裁的地位下。
毛保持统治地位的方法就是不断的敲打任何可能的潜在对手,令其自污天天做检查以确认对他们的占有和支配地位,一旦发现叛逆的苗头,就会将一切赌注压上施以打击,直到将对手击倒,所以在毛的孤注一掷式的玩命下,要末是彻底的放弃反抗,任其敲打而无怨,要么就走向对立而被铲除,及早退出是最为明智的.逃到国外的或就地趴窝都可能幸免,恋恋不舍的有能力和个性的人是绝不可能忍受,落到兔死狗烹的下场.所以刘,林,邓之流就必然成为对立面,而周到死也被毛用怀疑的眼光盯着,防止他积聚过大的筹码.毛也不会仅凭表面吹捧就晕头转向,他就是干这行的,骗谁呀?毛一方面令其保持幻想,以便利用,一方面不断敲打令其崩溃.其实真能看透的就应想到,毛的继承人必须是与毛的利益一致的人,当然是毛的儿子最好,可惜老天有眼,不给机会.见过毛早期笑话的人不可能有真心的摹拜心理,同龄人中没有可能拿其当神仙.只有隔代的和没头脑才有盲目崇拜的可能,因为根本不知真相!当凡人已经不能满足毛的狂妄,毛此时想当的就是空前绝后的天神,就要制造出神迹,谁能满足他?过去的功劳不算数,毛要的是现在的满足.
社会发展对毛的私利毫无意义和好处.周提出四个现代化,马上受到毛的不断敲打,盖了老板的风头,你是神还是我是神? 左派们到不用为此操心,反正不打算逞能搞什么建设,只要分赃多些就好.可见,林提出所谓唯生产力的观点,与刘,周之流,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即彰显出比毛强的建设能力,如果按他们的思路搞下去,毛就只会变成个傻瓜和罪犯,他宁愿选择让中国人过现在朝鲜人过的苦日子,以便自己充当金牛皮式的神,也不愿中国人过好日子,自己成为混浊的垃圾.没想到与之相处多年的同志,也让他蒙地不明就里,其政治能力是很可笑的,倒是张国焘头脑清醒,手脚利落,捡个善终.
毛模仿斯大林搞极端的私权和暴力欺诈，共产国际征服欲、财产公有制、阶级斗争、专政等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弊端和党内矛盾斗争极端化，象斯那样残酷的政治清洗，在羞辱与歧视人格上并无改进，使用暴民和政权暴力工具,还是引发了反抗情绪。在“八大”后，官僚阶级集体领导的要求威胁了毛的地位，对执政方式的选择，带来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对执政错误的揭露，和刘的文官处世的态度作风，学识和修养，比毛的家长式的高傲和严厉，自是和虚伪，对官僚阶层们更有吸引力，并显示出了对毛的失望和叛逆情绪。毛处在党内理性和愚顽两派势力的夹击之中，举步唯艰，文、武官员争权夺利和对统治地位的竟争欲望，令高处不胜寒。
当共产党完成了对社会权力的占有垄断后，毛发动社会运动的目的都是针对自己在党内地位权力斗争需要的，本质上都不是为社会利益需要而从事社会革命，毛不具备从事社会关系公平变革的理性素质和品德修养。毛同样也不热衷于社会革命，社会关系公正变革即不是他的利益所在也不是兴趣所在，他只是利用社会对革命的需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裁目的而已。对毛而言，能够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的，即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当借口靶子利用完了的那个阶级、右派或社会个人，直接的威胁只可能来自党的内部，那些同样对万岁不能自己的野心同僚。
当毛的无知也能管理统治的私权意识与理性知识阶层不断冲突时，毛也想到要改变自己统治体系与社会利益对立的弊端问题，以便自己当万岁的宗师爷，毛鼓励和利用党外知识阶层批评官僚体系，知识分子不管深浅，将共产党官僚及他本人和等级特权体系连根一起反，让毛和官僚无法接受。当集体领导的官僚要求与毛本人的愿望冲突时，毛通过让知识阶层发言的方式挑起矛盾，知识阶层从社会公道出发，要更大范围的全社会的集体领导，共产党从此认为知识阶层对私利政权有天然的威胁，毛便轻易的利用帮党官僚体系，将知识分子打击一通，从此打入另册，官方称为“反右”。能对毛的地位构成直接威胁的只可能是有一定才干的文人，毛以百万知识分子为代价，一方面制造、挑起和暴露知识分子的弱点，引起猜忌和争斗，即断绝了党内知识分子的外援，又借党内文人之手打击文人，从而削弱了党内文人的势力，减少他们对自己地位的威胁，毛从精神到肉体折磨和消灭掉的知识分子历史上大约只有斯大林可以与之媲美，这就是毛的“阶级斗争”杰作之一，打击有才能的人是毛政权的重要特色，也是暴露其愚昧封建本质的地方，而后面的“文革”则是同一旋律和目的的继续。明明是他在打击迫害别人，却反咬一口，说是你和他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如果你不反抗，就是阶级斗争取得胜利，如果你反抗，就表示阶级斗争的存在,就用暴力专你政。一但你拥有任何资源条件，就可能成为斗争的对象，实际是他抢劫和诈骗的对象，要么要你无私奉献，要么斗争抢劫。（当然，任何人都会有缺点，但这并不等于就罪该遭到威逼奉献和斗争抢劫。知识阶层本身也不是无可指责，他们无疑也有自视颇高，言词尖刻，观点也不乏偏激和不正确之处。知识分子的知识主要分为通过文字记录与通过个人经验获得。在个人经验方面并不比一般人更优越，而文字经验由于缺少实际经验的支持，缺乏全面和协调性，在使用上就显得非常死板而缺少智慧的圆通。
文字知识是意识传递的经验，与一般感官获取的经验不同，两者都是产生智慧圆通的基础，但都必须补充各自所缺少的意识和感觉经验，在相应的理性感应能力配合和集中精力投入后，才有可能上升为有价值的智慧经验，也只有智慧才具备最佳的社会运用价值。这样的认识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动心忍性，经受磨难，并非常人所愿意经历忍受，但缺少任何一项的努力，都只能是二流的才智或技能而已。知识如果不能在道义的意识指导下运用，结果将更为恐怖，例如，在邪教组织中往往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参与。因而，对来自知识界的意见，即无须奉为真理，也不必一概否定，关键在于自身的鉴别采纳能力和使用方法。任何过度的反应，只能表明自己的无知与无能。当为了私利而打击和利用异己，而不是争鸣求是时，就是对社会进步的犯罪。
毛很显然此时的治世经验和意识理论准备不足，导致事到临头无法正确决策，道听途说依赖外来智囊的帮助，又没有取舍的鉴别力，行为、思想和感情不能统一，决策失误引起社会危机。又要虚伪的表演天才，不能接受正确的指正意见，一方面声称正确处理内部矛盾，一方面又大打出手，象一群曾经穷急眼的暴发户，一但得势，就疯狂的不顾一切地放纵自己。过火的迫害打击，显然不是一家人的态度。尤其是对一些正确的意见，采取打击报复，则无异于是犯罪。毛是否在算过去受到文人轻视的旧帐？
认为知识分子想夺取政权，则纯属无稽之谈，除开少数知识和阅历丰富的智者，大部分知识分子由于拥有文字经验、意识表达能力和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而盲目自视颇高，文人相轻，为人多嫉苛，互相排斥，象一盘散沙，他们从来都象女人一样，好展示自己的思维器官，出售意识以获取御用地位，靠等在那里被人团结利用，不会主动互相团结形成夺权的势力。但是，知识分子寻求决策的理性完美是其天然的本性，与非理性的管理决策形成矛盾，当社会的理性权益意识增强时，就会使私权暴露出盗贼的本质，遭到社会的反抗。因此，打击理性意识，封人之口就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有句老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困境，秀才靠的是理性的认同，而痞子兵只认拳头和奶头。除非文明的政治条件出现，理性的权力来源只能靠依附和借助别的势力。而知识阶层的反社会进步性倒有可能因此而出现，当他们并不具备圣人的智慧经验时，有限的一般理性的感应能力，凭借不完善的知识和感觉经验，也不可能产生出符合现实社会利益需要的思想意识。他们加工出许多所谓的真理信条，向统治者兜售，以图实现自身欲望的满足，为名、利而出卖自己的良心和嘴巴，发展到比娼妓出卖肉体还更加不顾廉耻，连灵魂都卖了。这些信条一但与权势的利益相结合，替统治者吹嘘和造神蒙骗社会大众，就构成对社会的错误管理决策和利益侵犯。例如，所谓六君子对袁世凯称帝的劝进表，他们大约以为，出卖社会公道，为私权强势效劳，可以为自己分点好处吧？当很多御用文人的论点被实践证明是错误时，为保全自身名誉地位也死不承认，并将信条宗教化，动用强制手段迫使社会服从，这时就不仅是认识错误，而是对社会的故意犯罪。
宋朝以后的儒学教条与近代的社会主义理论，通过献愚忠和为维护私权利益效劳，充当文痞打手，都获得了与政权势力相结合的御用地位，发明者被步步高封为人间神圣，其观念被逐步推高为不可怀疑的宗教理论信条，造成了历史和现代的两次社会发展的人为阻碍破坏，导致发展落后和社会灾难，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作用是反动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本人不承认神圣，而社会统治者和意识贩卖者却拼命将学术神化和宗教化，其用心无非是打神的牌子，抬着死神压制活的人才，以便霸占意识正统地位，捞自身的好处。）
西方也在意识对立的冷战时期，对内试图将意识观点社会政治化，并产生过对内迫害的行为，后被纠正。而毛的实践不但发扬了封建儒学的反智与自私，还增加了儒学反对的纵奢己欲的内容，社会效果就更加可耻了。在情绪化的刺激、意识封闭和理性不活跃的地方，容易形成盲目的共识和犯意识方向错误，这和愚昧的人容易掉入陷井的道理是一样的，苍蝇飞得快，在封闭的环境里却找不到出口，难逃恶运。西方能够纠正意识错误，而社会主义阵营只知吹嘘自己无限正确，根本不愿做认识上的反省。
理性要求正视自身的缺陷，而情欲总是在别人身上找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历史上一般在夺取政权时，需要理性指导行为，因而能倾听意见，作风平易民主，以获得支持。且多有一些理性思考的杰出人物辅佐，称之为“军师”。但成功之后，欲望战胜理性，排斥大众需求。军师告退，理性不断丧失，直到人欲横流，新的动乱轮回又重新开始。统治者并非象阿斗那样，容得下诸葛亮表演高明，刘备在失去对人才需求的紧迫性后，为哥门义气，自做主张讨伐吴国，把诸葛亮等能臣武将留在家里不用。将人力物力资源耗尽，失败后蜀国从此一撅不振。而儒学家们却为追求被统治者的赏识，对刘备推崇备至，将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功绩显著的曹操痛斥为奸诈之小人，为达到吹嘘反智愚忠的儒学教条的目的，不惜鼓吹效忠维持没落统治王朝，完全不问社会道义需要，歪曲历史达到了胡说八道的程度。
当毛把社会装人囊中后，他的破坏造反的能力就无用武之地了，毛感到受冷落，自己摘下的政权果实，却让别人起劲的啃着，堂堂英雄，他不甘心只是站在一边的草丛中陪笑而已。于是，他开始研究经济问题，轻信别人的议论，借鉴赫鲁晓夫的“轻率的”经济发展计划，与西方展开和平竟赛，发现了用破坏能力和方式搞建设，就是“大跃进”。
斯死后,谁是共产党阵营的老大?实力是主要的.(而赫的政治能力让毛感到有机可乘,充当世界领袖,即使建设失败后,也还掏老百姓的口粮来支援所谓国际兄弟,自慰是世界革命的领导.毛的征服欲不仅害惨了中国,争斗也断送了共产党的国际阵营.真是否极泰来,如果要给毛记功的话，这大约是他的愚蠢为人类做的唯一贡献).于是,为了毛的征服欲,毛抛开党的中央官僚机器，直接通过报纸电台对基层和社会发出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号召，开始了自己的社会变革实验，千军万马，一涌而上，到头来毁坏掉的东西比建起来的要多得多，让人笑掉大牙。退一万步说，即使建成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也一时派不上用场，堆在那也是浪费，又何必要非要一窝疯？而这种生产和组织方式能维持几天呢？根本原因在于其心目中没有社会需求这个概念，为标榜和显示自己高明，不计代价的追求一时的政绩成果，毛的这种对资源竭泽而鱼的建设结果等于是大规模的破坏。这是个让人难堪的结论下场，愚昧欲望的快车撞到了理智规则的南墙上，样子好不尴尬，英明伟大的天神形象受到莫大的挖苦讽刺，毛无法咽下这苦果。（中国人的天性中的理性与情欲的平衡中，由于历代王朝推行愚民政策，理性的感受能力开发不足，并导致退化，情欲的比重相对突出浓厚，行为中情感的原始冲动的成分较大，因而，好追求天神般的英雄理想，爱看武侠小说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不能正视自身，对自身缺点缺乏反省的理性能力，因此就不具备改善的前提条件。面对生存挑战不是胡乱拼命，就是束手无策，只好盲目的不怕这不怕那，打气壮胆，甚至靠撒野泼皮来达到放纵天神感觉的目的。这种愚莽态度，即不能产生正确的方向目的，还容易烂用资源导致自毁。社会进步与力量的强大是建立在坚实的物质与意识能力基础之上的，不可能靠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意识偏激和行为狂妄来实现。）
毛的统治体系的问题并不能局限于只和知识阶层在道的层次上的对立，道义的缺乏在执行的形与承受的器的层次必然要随后表现出来，政权对社会利益的侵害很快就波及到普通的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共产党自称为“依靠”的工人和农民阶层。毛学起赫鲁晓夫的霸道、吹牛和乱搞建设计划，以证明自己的天才高明，只是没有赫的公开不顾脸面的小丑式表演。“大愚进”是把别人地嘴堵上，自己发疯。与开放社会里的社会理想实践有本质的不同。毛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这大办那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人类史上的巨大社会灾难，“大跃进”建设的直接社会后果是两千万以上的人口被活活饿死，资源的浪费糟蹋无法计算，比二次世界大战中敌对双方战死的军人数量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任由势力组织者的政治家，使用社会资源条件去追求所谓的政绩成果，必然导致对社会发展各种资源条件的浪费和破坏，甚至危及生存。
如果政权在与知识分子的冲突中，毛可以抛弃秀才而偏袒官僚统治者的话，那么，在这新的政权与社会及政权内的派别冲突中，毛就无法这样做了，而且现在的局势已不是他是否抛弃官僚，而是官僚是否抛弃他的问题。官僚们即看到了毛的统治给社会带来的灾难，也感受到了毛的独裁统治对他们自身利益的损害和潜在威胁。彭德怀做为鲁莽造反军人阶层的代表，虽然以为民请命的方式向毛表示不满，但他们也是对自己的权力受到排挤，和平建设无用武之地，知识水平不足受到嘲笑，被选出政治局常委而发泄对毛的不满。毛怀疑彭有政治野心，利用自己的错误捞取政治资本和组织反对派，以及被苏联利用，实现控制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同时如果让彭推倒指责自己的多米诺,后面就难以收拾,彭被再次反“右”，打入政治冷宫。知识分子与军人，理性和莽撞被同样的“右派”罪名整肃，也算是天生可怜的一对吧！当共产党面临自己制造的如此空前绝后的社会灾难，尚且不能反省和改正错误，谁还能指望它有任何理智的思想和行为，更何况领导社会进步了？
杀敌一万,自损三千,为联合党内势力,整肃敌对势力,毛必须出卖好处,当国家主席的位子卖掉后,无资源可售,成了政治无产者.而党内势力已逼到党主席的卧室里面,将来的清算似乎快要成为现实.当毛整肃了两派势力之后，他自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他需要培养新的势力维护统治地位。看来搞建设买卖毛是死定了,倒了牌子位子就保不住,只好回到老本行,搞阶级斗争，用抓特务叛徒的办法消灭反对势力，保自己的位子.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即可以把自己的错误栽赃成阶级敌人的破坏，推卸掉自己的责任，又抓了敌人反而有功，正是转错为对，永立于不败的法宝，同时又威胁那些对自己不满的人，真是非要天天搞下去了。毛显然要把自己无法接受的被独裁生活，极力的推行到自己的社会势力范围中去。己所不欲，强施于人。“反右”是改正自身缺点，服务社会需要努力的失败，也是执政党的思想与行为道德的首次大堕落。
当苏联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罪恶行径时。毛无疑深受震惊。共产党也许想一党专政，但并不希望一人专党。他们建立了党内民主集体统治体系，搞双重标准，党内民主，党外专政。类似于古罗马的元老院执政。也就是说，在党的内部还是希望以较为民主的方式来决策领导。但形式上是多头执政元老的格局，也就是政治局。由于没有公正有力的道义裁判，只得以斗争来决定对错。每个人都极力发展自己的官僚派系，巩固和增强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基础。路线斗争比敌我矛盾毫不逊色，以胜者掌权来决定和执行政策。结果还是一个胜者的独裁。虽然有一个多个头目的架子，但其他的执政元老多是斗败的公鸡，成了摆设而已。自古今中外，这种元老多头执政形式，多以个人独裁而告终。拿破伦就是这样上台，推行对历史进步的反动。这种中世纪的改良封建统治格局的最大问题在于留有斗争的球员，却没有比赛的规则和裁判。最终只得以力胜而不是道胜来决定一切。如果一个团体自己内部不能以道义的方式行事，那么它的外部社会行为就更加可悲，权力和征服斗争高于一切，而社会责任早已忘到脑后。
赫对斯的鞭尸，以及赫本人被罢免，无疑也让毛深受刺激，作为斯与赫的模仿者，毛对自己令上千万人饿死、无数人蒙受政治镇压和迫害、荒谬的社会政策、国际共产主义的征服欲等乱政罪行不得不恐惧万分。批判前朝的恶行，自己以道德的化身登台执政，几乎已成惯例。毛在集体统治的压力下，认错让权。毛的统治威信和地位不断下降。
毛此时已成骑虎之势，进退两难。毛是缺乏引咎良心的人，他在冷眼向洋的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对大权傍落的痛苦和乱政罪行的屈辱，加上清算的恐惧。毛决定与官僚阶层决裂，终于对党内理智决策的民主要求站出来说“不”，他要另搞一套，要自己万岁，并不在乎把自己的万岁建立在别人的朽骨和社会的废墟之上，宁可让自己的无知毁掉社会，也不愿别人共同管理，无论是比他高明还是愚蠢。比他愚蠢的人还可以容忍利用，而比他高明的人则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刘少奇的命运前途就不会美妙。（毛对痞子精神的认同此时显露的十分清楚，他要不择手段的霸占权力，他人按他的要求行事，要把自己想象出来的社会模式，强行戴在社会的头上。当他要革命的内容中又把民主理智决策的内容包括进去之后，他的革命就很难说不是“反动”的了。）官僚们没有主动进攻，要求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改换头目，他们也许有点妇人之仁，等待毛的自动引退？他们显然忘记了毛的教导，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毛不但没有自动，还来了个疯狂的反动。
当原子弹在中国试验成功，外部的威胁终于获得缓解，毛便利用时机，抢夺和霸占进步成果，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毛最终对共产党来了一次“造反”。毛选择和自己背景相近、独行的林彪加紧控制军队暴力手段，学习毛的思想教条咒语，进行令军队的效忠毛个人的意识灌输，这和“八大”的提议唱反调，为政治决斗做准备；毛表面上承认错误，以缓和紧张关系，以便准备反扑；毛施放政治烟雾，称身体不支，形将就木，以图麻痹对手，赢得摊牌的准备时间；毛重上井岗山发出分裂内战的威胁；毛开始指鹿为马的打起笔墨官司，以分清敌、我、友的阵线；然后跳出官僚体系，开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利用青年学生挑起争斗，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们的盲目革命除了狂热的情感和破坏性发泄外，即没有产生有价值的思想让毛可以利用，又没有形成成熟势力让毛可以完全依靠。（毛利用学生的盲目愚昧达到打击对立面和夺权的目的后，需要安定社会维持正常统治，决定让他们先接受社会教训，发配到农村劳动，称为上山下乡，也许他希望经过这样一番折磨，他们会成为他未来的追随支持者？毛又设立五.七干校，用同样的手法训导官僚干部。）；
毛动用军队实行军管，成立了直属于其本人指挥的凌驾于党的各级机构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让其前秘书和现妻担任正、副组长。终于建立了个人独裁的宫廷政权，将共产党的集体领导体制彻底毁弃。用他本人的话来讲，就是炮打司令部。如果他自己是司令的话，他是不会用炮打的。“文革”是执政者的第二次思想与行为道德的大堕落。
分析文革的主要脉络在于“中央文革”的变迁，初期，由刘领导的“文革”，是从“四清”延续过来的，其实，和现在的反腐败是一回事，都是异己清洗的借口而已， （“攻产当”个个腐败，谁清谁啊！一方面打击政治对手，一方面可以诿过，向社会标榜“当”的表面形象。）毛不断发动进攻，暴力升级，运动一个接一个。而刘在“四清”中当然不会按毛的意图清洗自己的势力，尽量的拖搪，挤牙膏似的一次抓一个当权的“资产阶级分子”， 搞到猴年马月？毛要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要将刘的班底一锅端，刘无疑也寻找毛派分子打消耗战，如此拉锯，毛哭都哭不出声来，因为毛在高层已是少数，不够拼，毛的办法就是扩大，直到自己变回多数为止，结果扩到全社会，这也是刘的吹捧在社会造成的后果，官僚们不敢公开指责和罢免毛，也在于无法向下交代，为什么罢免一个“神”，只好架空毛，但毛不愿当傀儡。到文革初期，刘派“工作组”将毛挑动的造反派镇压，打成“反革命”，到后来混战时，高干们自己及其子女组成“保皇”的“红卫兵”，大肆对平民搞暴力阶级斗争，制造社会混乱，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即“资产阶级当权派”。这个时期的“文革”恶行有一部分要算在刘的头上，有人将刘完全描写成“文革”的受害者是不符合实际的，刘是权斗失败者，因为他不如毛毒辣，但也不是纯洁如天使，被他打成“反革命”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与周的表态式狂热不同，是真实意愿的犯罪。如同“反右”毛利用的是“当”与社会的矛盾，不同的是，毛这回是要和官僚们斗。“当”与社会的矛盾曲在“党”，毛本身就负有责任，现在毛倒打一耙，好像当的过去一切不但与己无关，还把自己也伪装成受害者和社会的同情者。即赢得社会支持，又把自己吹成为社会公正的理想主义者，直到毛改组“中央文革”后，才能完全算成毛的罪恶。这也是为什么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在邓时期受到清算，而高干子弟“造反派”、“红卫兵”反高官照当，不受影响的根本因素。到“文革”后期的“一打三反”，才是毛在统治体系内部的权利斗争告一段落时，转而对社会施加暴力控制，是“文革”时期杀人最多，以政府犯罪完成的，很多社会的优秀分子，也是在这个时期被整肃。
春秋无义战，“文革”无义举。“文革”是在马列等精神毒品和毛的疯狂欲望煽动下发生的癫狂性社会灾难.是愚昧意识和情感的阵发性颠痫病大发作。毛的革命首先是造反夺取权力，满足自身的征服欲望，但无论是夺取还是保有势力权力，依靠的是痞子精神和暴力手段，利用的是社会道德不成熟和堕落势力，与实现社会关系公平变革的革命本质目的完全对立。毛声称为了纠正资产阶级复辟，实行更合理的社会制度，才发动文革的，但从给予对手的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来看，都不是从事合理制度的必要行为，而只有发泄忌恨的嫌疑。而对真正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如张志新、遇罗克等，以及对民主精神的扼杀，则完全暴露了毛的封建本质。
毛充分地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如意识愚昧和狂妄、欲望贪婪和狡猾野心、损人利己的自私、胆怯懦弱怕事、随波逐流和昧心的落井下石等等，制造矛盾和混乱、挑拨离间、威逼引诱、拉一派打一派，最终各各击破，打破了旧官僚势力格局对他的威胁和束缚，通过败坏社会道德，将共产党集体私有的政权，改造成了个人拥有的财产。富有警世意义的是，凡是被毛利用，充当助纣为虐的先锋个人和阶层者，事后虽得意一时，但大多被毛抛弃，或被历史的进步所抛弃，这也算是一种因果报应吧，只是来得早晚而已。在毛的统治下，只有毛一个人是占有一切的赢家，毛利用种种好处引诱别人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效劳，达到目的后，就会毫不客气的索还一切。 毛用接班人的储君位置引诱林彪等人卖命，毛，林之间本性相近，阴损狡诈相同，他们对对方都十分知底，合伙干一件政治买卖时相互合伙配合，但买卖完了以后开始分配利益的时候，他们的猜嫉和贪婪之性又使其之间必然发生冲突。毛对此也十分清楚，因此，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同时，又保留邓作为平衡林的筹码，邓，林都曾经指挥过共产党的两大主力军队。当然，前提是邓表现顺从，不极端反抗。从分析来看,林和毛互相算计,但毛栽赃谋杀了林.
林可以说是非理性造就的另一种悲剧,林以军事指挥见长,才能突出,为军事胜利功劳甚大,系韩信一类人物，军事优秀却政治低能，在建国后换来半退休的待遇,实为体制对才能的压制,功臣多有名无实, 装病移祸,导致其心理失衡,乃至对现体制的怨恨情绪.成为毛打击当权官僚的盟友.毛的女友被限制名分,而副主席的老婆却可变换,四处风光,真不知是何逻辑,担心后宫干政? 这种方式不起作用啊!
毛再又鼓动工人、农民冲击官僚体系，称为“文化大革命”，尽管和进步的文化变革相去甚远（大约是为了减轻革命的口号刺激性，避免激起过度反抗，取个文绉绉的名。而革命的结果却是败坏社会道德文化的痞子文化。），应当是文化人中的幼稚阶层被挑拨，起步造反，军队控制宫廷和工人农民最后完成社会部分夺权的“革命”，这正是毛善于分而制之，暗渡陈仓之处。以后这种挑起和利用社会力量做法，成为共产党权力斗争的最后手段之一。他利用官僚阶级与社会大众之间等级压迫的固有矛盾，揭露官僚侵害社会利益的短处，称为“资产阶级法权”，虽然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有过之而无不及，也不影响将别人送上道德法庭，挂上恶名之后，一棒打倒，并准备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这样教训式的革命。指责别人资产阶级思想说白了就是极端的妒火中烧,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过地日子好,就千方百计要暗害.刘的家庭与林的儿子让毛难忍也是必然的.于是毛就会用折磨他们来满足自己的阴暗心理.在毛的统治下，老百姓有时可以享受民整官的乐趣和发泄对等级压迫的痛恨，而革命之后，官僚和社会两败具伤，毛却扬扬自得，独享权力整人的乐趣。如果共产党的信仰意识、组织方式和社会管理手段是符合社会历史进步需要的，毛大约也没有理由、条件和勇气充当打击共产党官僚统治体系的钟旭。但是，当利用完了社会运动的混乱局面，达到了打击异己的目的，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后，立刻就会调转抢口，镇压打击维护社会利益的人和事,清理所谓阶级队伍的目的正是如此.
毛为掩盖自己的罪行而不惜犯更大的罪行。起用政治流氓和特务头子康生,军队失意派林彪之流,控制暴力手段来打击对手，巩固完成独裁统治。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口号幌子，一些破四旧行为是假象，而抛弃共同革命的党派意气，整不同意见的对立面，巩固个人实力地位才是本质。最后是奸臣当道的极端封建私权。与袁世凯不同之处在于，一个要有名有实的皇位，一个是有实无名的皇位，满足于假借人民名义的皇位。完成了对历史进步的“反革命”，中国再次失落在无道权力斗争之中，而共产党内的一大群“革命家”们似乎对此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他们的‘革命’能力竟然如此脆弱。如果他们不能在自己的群体当中维持道义的相互关系，那就更不可能指望他们维持社会道义。
毛也就是在这种混乱的争斗状态下结束了其拼斗造反的一生。生前虽然极力选定对自己忠诚的接班人，发动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以保持地位，为自己估名钓誉，掩盖错误事实，谎话连篇，欺诈宣传，编造政绩，力图避免斯大林式的清算结局。可是,文革并没有令其达到所有的目的,公开硬磨的反对派如刘,林之流已经作古,但柔性死泡的反对派却还不倒,周的军队和特务联系依然具有威胁,在打倒刘,林的混乱完成后,社会必须要有所喘息,康生已经罢工,军队无人能统率,江青只会撒泼,让她管理军队,不出三个月就会弄出兵变.毛要依靠这些心理变态俱乐部的盟友,待再发动运动倒周已现力不从心.但毛用工作负荷,癌症和手术等医学手段谋杀了周,既有现在,悔之何及.在毛的花言巧语,利益诱饵和威权下,官僚们的行为丧失了常识,可是在这么个变态婆婆面前,谁能正常?
毛在文革夺权后，利益由动乱造反夺权，转化成安定团结，维持社会稳定秩序。毛试图发明一种新的权力模式，建立新的权力基础势力，搞社会管理权力的“三结合”，让工、农造反的势力和军队成员进入政权管理体系，但他似乎忘记如何鉴定和保持结合的成员质量问题，工作体系和方式也没有更新的迹相，除了换上一些新的面孔，剩下的一切照旧，结果又是没有前途的空想实验。只是一种收买人心的伎俩而已。
为了解开代价与回报机制的死结，毛想出了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的招术，即“抓革命，促生产”，用廉价的鼓励和表扬，说教和政治地位拉拢引诱、威胁和批判等攻心措施，打击迫害少数的政权强制，对大众除了直接的物质金钱，毛已是无所不用，只为了能提高生产，产生出政绩来证明自己高明和“文革”的正确性。农业搞了一个大寨榜样，工业搞了一个大庆样板，文艺搞了样板戏，等等。这些所谓的样板，即不能实现力量和效率的最大，也不是生存的高度保障和生活方式最舒适，实际只是愚昧的样板，毛只要表面外在的物质形式上的变化，而阻碍内在思想意识的进步，在物质与精神的互相促进上，他是“唯物主义”而排斥打击意识进步，结果样板只是愚昧的形式的花样翻新，并没有改变愚昧的性质本质，不但没有表现出进步性，反而把愚昧的尾巴露了出来。
毛对蒋的统治机器不满，将其打垮。毛又对自己组装的统治机器的性质成分不满，当它表现出理性进步的要求时将其打碎，重新组合。对于先天不稳定的等级压迫结构，如何加固和保持畸形，抵消破坏腐蚀的自然力量，就成为当务之急，强制性手段和措施就频繁使用，导致严重的社会内伤和弊病。
毛求助于说教威胁和精神肉体的折磨训导党和社会成员，他想通过改造思想而不是封建体制的办法，来实现社会变革。外在的体制和内在的思想是相互促成，缺一不可的，维持旧的体制又产生新的思想，等于是让他们做一些难以做到或长期保持的事，即要站在高位不受约束，又要用平易的作风工作；即维护党派利益，又能代表社会利益；即有自身欲望需求，又不能接受诱惑；自身私欲膨胀无限，却要大众做无私无欲的活雷锋。就象历代君王追求长生不老那样，他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违反生物规律和人的天性，因而总找不到自己满意和需要的机器。
历代封建统治者没有一个不标榜自己重视贤良，培训和使用贤臣，以便维护社会利益，他们的想法和毛的口号一样，但共同的私权等级立场使得结局相反，贤良受到打击迫害而非重视，社会利益受到无限侵害而非维护。愿望受到阳奉阴违，反到被人利用，争权夺利。毛无所顾及的固执与霸道的玩弄打碎与组装的游戏，让官僚和社会诚惶诚恐，不得安宁，终于生出厌倦，发生信任危机。几千年的封建帝王与毛解决不了的死结，谁还有本事？人的认识总是有时代局限的，随着历史的进步而进步，任何人想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千秋万代的保持高于社会的地位不变，能说不是对人类社会和历史进步的反动吗？
由于长期动乱，各项社会生存基础条件太差，对于政治上已经饱受调教和物质上极度匮乏的人们，“抓革命”式的强迫卖命，效果是极其短暂有限的，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大跃进号召而已，“抓革命”也不过是软硬兼施地强迫的另一种口号表达，但是时机变了，人们对于自己的情感认定对象和行为已经不那么有把握了。毛的各项政绩工程项目基本上是失败的，这些项目不是社会需求的产物，而是毛的欲望要求的恶果。而“抓革命”对官僚则基本不起作用，在他们看来，抓革命和内斗夺权是一码事。
当革命的本质目的被势力组织者歪曲利用，把社会为改善生存状况，解放人性压迫的社会革命的需要而做的短暂牺牲，变成对独裁个人和势力集团的长期贡奉。为了让社会和个人不断牺牲利益，他们就不断的在革命的内容里，加入新的、美好而又不现实的、理想的、遥远的目标和现时的所谓反对派与打击对象，即可以在打击别人的时候捞取好处，又可以鼓动社会为“长征”而无私牺牲奉献，一剑双雕，并不断的制造出“人民的敌人”，以便推卸错误责任。因此，革命要永远抓下去，至于革命的最终结果吗，我只能活七八十岁，管不了那么多了。从长征到延安时期结束，不过二十年的奋斗时间，而社会从毛当政，已经没完没了没有目标的“长征”了快五十年了，还没看到尽头。但是，当完盗贼，并不等于连牌坊都不要了。
毛建立的封建官僚统治机器是最为庞大复杂的，堪称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政权不具备道义性质，就只能靠暴力的霸权工具手段。在历代封建统治的官僚结构基础上，用党的组织、新设的政府机构和各种协会，公开的和秘密的特务机构，军、警组织等，互相交叉配置，加强控制。他对自己的政权性质一点信心也没有，时刻担心社会和他人的不满会推翻统治，害怕出现竟争对手，不能容纳反对意见，千方百计的要排斥和消灭异己，他大约没有想到过，即然自称是人民的政权，又何须担心人民要推翻呢？又何须用如此庞大的统治机器去限制、打击社会的思想、行为呢？他大约还没有考虑的是，社会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供养这巨型的统治机器，只要自己万岁就行了，他万岁的地方是人待的吗？
毛规定公民十八岁可以结婚，但男不满二十五，女不满二十三，就不批准结婚，如果都不满足年龄当然好处理，如果只有一方满足条件就没人说得清，全看审批人的情绪了，但对于男十六女十四进入青春期，到男二十五女二十三的九年性生理教育和需要问题就不与考虑，将人的正常生理要求斥责为道德败坏加以打击，造成性压抑和情感虚伪失调。（当然，这不包括官僚阶级，他们自有办法。）毛时期的离婚难也是难于上青天的，为了所谓的社会稳定，不惜强迫和牺牲人的情感选择，让人委屈凑合，造成人性扭曲变态。限制人口流动自由，极端运用户籍制，夫妻两地的，不经批准，无法迁移到一起。在毛的眼里别人还是人吗？中国人对情感扭曲的耐受力真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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