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理性的实践者
墨子探讨理性对物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因果关系，追求理性的人际社会关系，立论于建立共同利益基础，寻求双赢的团体与个人需要的平衡，发展人性资源。其目的和手段对应有别于孔儒的感性社会关系和老子道家的以废立论的人性管理，提出了静态的器层次的个人修养、形层次的组织管理、道层次的生存目标的社会管理体系，修身、辞过、尚贤、尚同、兼爱的平等互助发展进步观念，提出社会管理者由选举贤能而任用，导致以发展进步为目的的科技与经济政治理论的萌芽，与孔孟探讨情欲形成对照，因而两者形成立论上的人性与发展目的的对立。由于对科技和利益的讨论，追求外在物质条件和内在意识的更新改善，不符合老子无欲无为的内在修养需要，也不符合孔子只谈仁、义，不问利益道义的愿望，因而受到私权别有用心的排斥，导致中国科技文明和社会关系进步在思想意识上的停顿。
儒、道两者靠断绝人性外在改善环境条件的出路和麻痹内在的意识，对现实采取利用而不是改造的态度，来推行内在修养的和谐，结果内在修养难成，长期保持更困难，外在环境条件也没有改善，除了无能就什么目的都没达到，千古腐儒骑瘦马，成了害人又终害己的蠢人。封建私权者本身也失去了享有物质进步的好处，他们所经历物质产品还不如现代的普通人多，当猴王永远赶不上人性的优越。对人性资源的管理，废是不行的，有利有节的立才有出路，内在修养与外在环境条件的改善不能偏废，必须内外兼顾，相互促成。然世事艰难，无不废之易，而立之难！
墨子的静态社会理想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理想有着许多相近之处。产生于几千年前的社会令人惊讶于古人的智慧。它的光辉被私权统治者扼杀掩盖了几千年之久，可见私欲之险恶可怕。但墨子强调同一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则是对理想的过度洁僻，具有宗教性质的偏激与狂热情绪，庞杂的人性构成不可能被强行安定于同一的思想行为模式之中。没有分化就没有进化。尚同的思想是静态社会体系的典型特征，因而是僵化的，同样阻碍探索发展，不可能成为社会长期共同利益基础，相反，倒可能演变成意识暴政，对此，现代中国人简直再清楚不过了。而意识暴政，或称文痞暴，比简单的武力暴政更加恐怖，施暴者此时毫无羞耻感和负罪感，因为这是他们美好意识实现所必须的，没有内在道德意识的约束，其手段的恶劣与极端程度更大。
人们对于恶德的痛恨和对美德的热爱感到正常，而对美德为恶的一面认识严重不足，人们对美德的追求甚至到极端的程度，成了美德狂，于是，美德就成为扼杀正常人性的工具。例如，老子一方面批判智巧、仁义、盛名等通常的美德意识，一方面又不自觉的陷入对谦虚、勤俭、纯朴等美德的过度追求之中。勤劳似乎是天然的美德，但有时是傻劳；勤劳所创造的财富，如果大家都过度节俭，没有消费，勤劳就成为对精力等资源的浪费；谦虚与纯朴有时不过是愚昧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墨子的兼爱是追求义利。与儒学的血缘家族私利相对立，兼爱追求的是更大范围的团体共同利益。但必须是社会全体的共同利益，如果兼爱只代表少数人的团体共同利益，就成为帮党家族私利势力，其危害比血缘家族私利大得多。
发展进化的社会必然处于动态之中，维持动态平衡是持续发展进化的前提，多样性和学习改造才是动态的特征，理性意识完善才能认识到长远利益之所在，才具备进化的条件。毫无疑问，动态发展和静止压制都意味着会出现发展不平衡的偏差，动态维持发展的重要条件是能悔，即改正错误，完善结构；而静态压制所导致的残缺就很难保持长期平衡的压制状态。因此，动态是长期利益而静态是短期效果，没有长期利益维护的追求短期效果，就必然导致失败。对动态事物的把握要困难和复杂得多，尤其要将复杂的动态调试用简单的操作手段来完成，以便在常态人性社会条件下运行，需要很高的道义修养和洞察力，而低级的管理者总是试图模仿和维持静态平衡，而到头来总是付出巨大代价，却落得两手空空。因为，他们总是试图把人性进步的历史要求，限定在过去的、对他们有短期利益好处的静态模式之中。与历史的人性进步趋势为敌，只能给社会带来破坏，而最终阻挡这个进步潮流的人，也会受到人性历史必然进步的惩罚。
墨子虽然提出选贤任能，但并没有摆脱对权势的依附，也没有分析性强的鉴别和使用操作手段，沦为不实际的空谈，谁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任意加以改造，只是表面的招牌都是为了选贤。对物质性质的认识以神秘化的天鬼为代表，完全带有理论宗教，设置理论神坛的味道，有损道的意识更新。
墨子的善政基础在于产生有执行力量和有道德的决策管理体系，上自天子下至百官，均抑恶向善。但王权大多得自于为恶，而非为善。王权的私有保持必须抑制竟争，为善等于放任竟争对手壮大，则无异于自毁对内防范的长城，因此，墨子的理想就不可能在王权至上的封建体系下实现。墨子的选贤理想是符合社会利益和历史趋势的，但没有找到实现的操作方法和动态特征，而这一拖就是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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