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人类社会与管理政权的比较研究
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
《后汉书*傅燮传》
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
《史记*礼书第一》
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史记*乐书第二》
现代人一生下来就处在社会之中，社会由各类团体、个人及国家社会机构组成。但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个人。由个人的聚合形成各类团体。在最原始的社会时，团体和国家均不存在，每个人几乎是以个体或小家庭的方式去生存。但人不是神，作为个体均不够强大，难以对付各类威胁生存的因素。如动物袭击、获取食物、抵抗疾病、应付天灾等。因此，人类为了生存就产生了聚合的生存需要，形成群体，以团队的力量抵抗侵袭，改善生存条件，达到个体生存的目的。但是，为维护群体力量的有效存在，就必需要求个体贡献，建立个体之间的分工协作机制。而个体的生存也有求于群体力量的帮助。因此说，形成群体是一种个体生存的手段。同时，个体之间的生存与生活需求冲突又破坏群体协作和共同利益基础。理想的社会应该在个人贡献与群体需求之间达到平衡。群体强制个体过多贡献时，对个体形成暴政。当个体只要获取，拒绝贡献时，将瓦解群体共同利益基础，并反过来最终危及个体生存。能够发展壮大的群体往往是具备了共同利益基础，互利需要平衡了私利争端的结果。即然人类无法摆脱个体与群体的互为依存的关系，就应该努力找寻一种互为需求的平衡关系。因此，健全的社会应该在个体与群体利益代表
-----国家之间建立社会政策的对话平衡机制，当社会发展变化时，为需求寻找新的个体与群体利益平衡点提供理性与互利的改变方式。国家的各项功能也应具备相应的调整能力。否则，将导致国家与个体的需求冲突无法和平解决，形成动乱和战争。
国家应被看作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而不是私人利益的工具。只有国家政权具有这种社会公有的性质，才是合乎道义的，才可能为社会全体利益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国家的权利是在个体的集体认同中获得存在的合理性。否则，国家政权一但为个人或少数人窃取，就无法摆脱社会与私有国家政权之间的利益对立冲突，就会为维护和放纵私权利益和特权而不惜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就会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甚至令社会分裂倒退。世界上凡政权私有的国家，不论是以个人的名义，还是以党派少数人名义的私有政权，其社会发展总是远落后于民权社会。甚至在民众间接参政的民主体制情况下，由于个体普遍的弱小而无法当选为决策代表，社会仍就会被财富权势操纵而维持不合道义的社会关系。这也是一些表面的民权社会，其社会发展依然落后的原因。
从个人的生理、生存、感情对安全秩序和帮助的需要出发，从资源条件的改善、使用与表达需要出发，考察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变化。历史的变化正是由此而产生，并以统计多数的方式逐渐显露出来。当外部的威胁减弱，内部的关系将趋于松散和随意，个性的需要高于团结的需要。工业革命的产生，为人类控制自然界的威胁提供了物质保障，科学精神的发展消除了无知的恐惧，法制体系的完善，建立了社会秩序关系，这些条件极大的减少了生存威胁，使得人际关系朝个性突出和松散的方向发展。
历史人物大多有较强的忍耐力，对环境条件的依赖较弱，通常能在常人无法经受的情况下生存，而个性的需要十分鲜明。因此，他们就经常成为对旧的社会关系的挑战者而非依赖者，并经常成为大众运动趋势中少数的不合谐者。一但维护某种大众关系的外部威胁条件发生变化，内部的关系也将随之改变。因此，危机下的英雄往往成为领袖，见解独到，行为独裁，等级体制，例如，军队不可能以民主决策的方式打仗；而和平条件下的领导则更多的是管家和按大众的意愿行事，寻找道义秩序不能用突击的方式，建立万世之基与取得一时之功效有着本质的不同和方法上的对立。社会将按照自身的需要选择方向和追随者。英雄人物的强烈的欲望个性和认识实践能力，往往成为挑战内、外威胁条件的先锋，为人类的关系向松散和随意发展创造条件，因此，英雄人物的成功就完成了历史的使命，就必然是其引退或失败的开始，（功成，身退，天之道）因为社会的内、外恐惧威胁都已减少，如果不能将按个性与见识，转变为按大众的情感需要行事，就将与社会发生意识和需要上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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