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根本问题与利益矛盾
在激烈的竟争面前，缓慢的发展也会导致落后受辱，停滞倒退更是死路一条。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消灭社会管理政权的私有性质。建立全民政权公有的民权社会，让人民参政、议政、决政。而不是“人民代表”装模做样的参政、不关痛痒的关门议政，根本没有机会的决政。
民权政权的来源是社会的选择认可而不是暴力争夺，私有保持，强迫统治。政权是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社会服务于统治的欲望需要。没有这种思想与社会体制的转变，中国就不会有符合道义的政治基础去赢得真正的进步。渔蚌相争，总是渔翁得利。内斗使外人渔利，外争则内部受益。私权使人内斗，民权使人外争。无论我们多么小聪明，如果看不到道义的共同利益基础，社会内斗不止，就无法致力于发展，就会由于落后而被世界的发展竟争抛弃，并为外人所乘。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摆脱私权的奴役，我们又怎能不让别的民族奴役欺侮呢？
中国的富强希望在于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而被蒋介石忽略的、又被毛泽东抛弃的”公天下”的社会理想。也就是将社会发展和进步利益放在首位的民权制度，将社会管理权公有，而保护个人资源的私有，中国大陆政权所推行的正好与之相反，将本应公有的社会管理权为党派专政私有，将本应私有的个人资源以虚假的公有名义被党派侵犯占有。
由人民直接参政、议政、决政。将人性的良善从私权的无道压迫中拯救出来。国家管理权力不再为一姓或一党所霸占窃取。也决不再允许不受监督控制的个人或政党权力。必需扼制人性邪恶欲望对社会的危害，中国才有出路。
面对全球范围内的竞争，目前的国际形势对中国而言正如孔子所说：足食足兵，修道德以来远人。美国拥有世界最强的全球经济、军事力量，但并没人认为美国直接危胁了世界的安全（不排除间接因素，即为追求各自国家利益，从而不惜损害其他国家或民族利益。）。中国必需致力于内部道义社会的建立，使人性的善意得到肯定，就会消除人们对富强后的中国要干什么的疑虑，则“中国危胁论”不攻自破。
虚伪面目是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及与西方文化冲突的原因。虚假的表面是为迎合反人性的所谓正统意识潮流规范，由于人性受到不当的压抑，被迫被迫戴上的假面具的结果。所谓儒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不存在的，只是理解上的困难和需求上的矛盾。目前的冲突表面上是以希腊哲思的西方社会与东方儒家社会的矛盾，实质上，儒家孔子为推行自身的社会理想，不得不迎合私权统治者，提出一些无原则的善意和妥协承认私权的君臣等级关系的观点及社会的等级划分管理，为私权统治者维护政权稳定而认可、利用，如忠君，克己，仁爱等，儒家并不代表中国的主流文化。也就不可能作为民族文化的观点代表，更谈不上以此精神，形成与其他文化的冲突,封建统治者利用和夸大了儒家的缺陷,忽略和抑制了儒学的合理因素,形成其私权体系。孔子对品德训导的理想原则，被等级制用具体的专制条规加以顶替利用，虽然打着孔子修身成仁的理想旗号，实际追求的是以愚黔首的意识灌输，是损人利己的压迫坑害。孔子生前不受私权重用，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死后被步步高封，成了至圣先师，但只是统治者强调尊卑、等级、顺从的外衣招牌而已，其教化观点并没能体现在行为实质上，即没能教导君主，也没有感化社会，正所谓“外示儒术，内用黄老”，表里不一，社会动荡依旧。冲突的本质是私权奴役意识与公权平等意识的冲突。官方意识的儒学的本质就是虚伪，打着种种瑭璜的仁义旗号，而实现无限的剥夺和占有欲。
儒家教导要求远离名、利的诱惑，克制自身的欲望。强调对人性恶意的约束，发扬互利的善意。因而，儒家离开了合理的政治制度对利益的划分保障，就是前题不明和盲目的。对邪恶表达善意等于助纣为虐。当人们象疯狗似的追逐名利时，还有什么在乎，谁能不是牺牲品？谁又能幸免于难呢？越是品德高尚，受到的伤害越深，越是卑鄙无耻，则获利越多。儒家的修养观点精神恰恰需要与西方的民主法制保障手段相结合，才可以最大地弘扬人性的善良，消除暴力和欺诈。性善是维护人性的公平权益，超越这个界线就是性恶。因此，冲突的本质是公权与私权的意识冲突，是进化与退化，性恶与性善的冲突，而根本的矛盾是人性中理性与欲望的对立冲突矛盾。理性强调平等互利关系，而欲望要的是不平等欺诈和征服。性善与性恶都属于人性欲望的表达，只是由于表达的程度，方式和手段不同，才导致道义性质的逆转。这种意识冲突在西方社会内部也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只是善意得到的保障要高些，恶意受到的惩戒要多些而已。
政治上的民主只是手段，而壮大人性的善良才是本质目的。民主是为了摆脱私权势力对人性的压迫，使人类得以消除暴力和欺诈的社会基础。同时，也要警惕民主手段被金钱和政党操纵的变异，前者反映的是出资人的意愿，而后者反映的是小团体的意愿，两者都不是社会利益的代表。
社会的进步靠互利基础，互利基础是建立责任和信用基础，对互利基础的认识依靠理性意识的培养，个人修养与制度的约束是不可偏废的两个途径，完全依赖任何一种途径而放弃另一个途径的做法都将面临必然的失败，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是如此。责任与信用基础的不完善或完全丧失，必然要引起社会疾病，其症状可能以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保障危机等多种形式，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针对责任和信用的基础的建立与恢复才是根本出路，建立道德自律与制度约束措施是不可回避的。
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士行其志，终无时矣。
《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三》
中国目前的社会形势是落后的私权管理与社会快速发展要求之间的对立矛盾；是官僚既得利益集团与人民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是人性善良的愿望与邪恶私利意识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建设和大规模的腐败破坏同时并存的根源。建设与破坏本是性质相反的东西，本不应同时存在。尤其是作为社会秩序维护者的政权，就更不应该有破坏行为。但在私权政体下却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私权利益的取得和保持必须靠损人利己和消除竞争的手段，必然要破坏他人的发展条件，这也是私权为什么破坏社会共同利益基础的具体表现。当社会的优良分子为建设社会而工作，人民节俭奉献的时候，又有一大批的私权腐败之徒，在挖墙角。社会利益不能完全不管，所以利用搞一些不得不搞的建设管理，而满足私欲是本性，损公肥私就是不能不搞。 甚至借搞建设管理的名义，搜刮民财，满足私欲。在建设三峡工程的同时，官僚的餐桌上早已而且还将要吃掉不知多少三峡工程，当百姓挤公交车的时候，官僚的屁股底下又坐着几个“四个轮子的三峡工程”呢？
由于社会共同利益是建设发展，而私权的本性是损人利己，是私权不正当获利的目的所在，代表着人性邪恶的阴暗面，必然要引起社会内部的利益矛盾，引发动荡。因此，任何社会，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化政权，就不能建立共同的利益基础，就要面对政权对社会的损害和破坏，承受社会动荡的恶果，就无法实现长期高效发展的目的。毛曾经利用民众对官僚统治的不满，冲击对他的独裁三心二意的官僚阶层，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但结果却是更糟的极端独裁乱政。
中国大陆政权是在民族内部争斗中上台的，为了应付对立面，采取了暴力压迫的专政。新的社会权力机构的产生，没有消除社会内部的根本利益矛盾。而是极力制造和维持新的矛盾。虽然是矛盾的一方占据了压迫地位，但对立的一方依然存在。因而不是联合全体民族的、符合共同利益需要的政权。由于自身地位的变化，性质也发生变化，过去反对旧政权的不平等关系，变成维护新政权和社会的不平等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建立了新的、庞大的政权机构，防止和镇压反对者，并由此形成了新的官僚统治阶级。过去是旧的官僚统治阶级的反对者，当自己获得统治地位后，观点也变质，成为建立和维护新的官僚统治阶级。社会性质并没有本质上的进步，虽然在宣传口号上不择手段的吹嘘自己，但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
中国以领先上千年的发展优势，到现在远落后与世界平均水平，说明在这上千年当中，没有一个社会管理政权起到了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而且不但没有促进，还阻碍和破坏了社会发展的自然速度，才使得中国社会发展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地位而维持社会秩序，不是为维护公众利益而维持社会秩序。为了供养这个庞大的统治集团机器，就要从社会中获取大量财富，远远超过了社会供养合理管理机构的程度，侵夺了社会财富，损害了社会利益，危害了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无论是从事建设也好，还是什么别的借口，都无不是向社会搜取财富的机会，中国人的收入远低于其他国家，却要为生活承担质次价高的物价，向政权交纳名目繁多的各种高额税、费、捐款，因为有一个庞大而贪得无厌、挥霍无度的政权，民众的奉献就没有尽头，生活的改善就沉重和没有指望。政权不履行或不负责任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责，只强调政权的管理权力，不提政权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义务，社会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监督选择的权力，对人民形成压迫专政，造成社会利益关系对立，群众利益得不到有力保障。如果政府尽职、社会有道，消费者又何需靠“自我保护”？难道民众是生活在丛林里吗？那么社会该如果应付来自政权的不平等侵害呢？政府不仅有收取合理税、费的权力，政府同样也有正当使用税费收入的义务，离开正当使用、合理收取的保证，征收税费就是变相成对社会全体的剥削，比地主、资本家追求利润要厉害得多。
政治制度不合道义，对社会大多数人使用欺诈和暴力，将主要精力用于维护一党的统治权力地位和利益，造成社会内斗损耗，大搞政治运动，权力斗争，无视社会发展的正当要求，置国计民生于不顾。灾难之前办事不负责任，制造人祸，灾难之后小恩小惠，谓之无微不致，沽名钓誉。侵犯人的言论、行为自由等权力，阻碍社会善良的人性发展。
官僚统治阶级的用人政策是对政权的忠诚和关系决定，是血统与奴才论的混合体，与社会管理的唯贤能是举的要求相背离，对人才的尊重使用还不如古代封建的科举制度，造成人才浪费、冤屈和外流。贪污腐化，侵吞挥霍社会财富，损害公平精神，助长欺诈行为，致使假、冒、伪、劣行径大行其道。制造理论迷信，压制科学精神，造成思想混乱，精神虚伪，相信马列和社会主义是装门面，崇拜权力和私利是本质。表里不一，隐瞒事实真相，欺骗社会舆论。忽视教育基础，高等教育素质下降，学术贬值，大量儿童失学，文盲剧增。如果政府尽职，又何需“希望工程”？又何需社会捐助？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表面上是提倡社会的仁爱意识，打着“人民教育”等等所谓人民办的口号，本质上是掩盖政权严重失职，占据社会管理的地位，只要权力，不尽义务，使得正常的政府职能失效。社会的某某爱心或希望工程，正是政府的渎职工程！到是政权本身需要“希望工程”来拯救。对外关系方面，盲目崇外或盲目排外，没有正确的民族意识，为私权而利用民族爱国热情，为维持私权统治地位，不惜出卖民族利益。
如果封建私权政体能够保证社会的长期发展，使国家强盛于世界，人民生活富裕，人们根本没有必要关心什么体制问题。但对历史和人性的研究告诉我们，私权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对立的，封建私权必然是损天下肥统治。虽然封建统治也有世道升平的时候，其间人民生活稳定，社会发展。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等。但都没有保持多长时间，然后就逐渐衰败。社会也随之经历又一次破坏折磨。原因是带来这些进步的清明政治条件无法保持，社会关系不平等的对立压迫，社会内在的利益矛盾没有消除。暂时的条件和暂时的矛盾缓和也就只有暂时的发展进步。到现代则完全丧失了人性进化的功能，思想意识和物质工具完全靠外来输入，因此，没有内在意识的创造，就不会有体制的更新，就不会有社会的真正发展进步。也许当社会被私权折磨的无法生存时，私权改良派会暂时占上风，令社会有个暂时的休养生息的机会，一但情况好转，封建私权的争斗又会重演，社会又要经历新的折磨。这样的社会就会由于发展落后而被世界的进步所抛弃，沦为低级的附属民族。即使不是武力侵犯的被宰割者，也是经济剥削的受害者。
我们能以现在的样子面对来自世界的挑战和竟争吗？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亡国之恨？我们是否应该正视历史的教训，努力建立符合道义的社会关系结构呢？做为现在执政的共产党，如果真是象其宣称的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话，为什么又不愿意接受人民的选举和监督呢？它也可以通过提出合理的政策，让人民来选择吗！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别的党派或个人对社会管理的道义竟争呢？他们这样做考虑的是社会利益吗？这种对社会的一党之私的“坐江山”意识真的会万岁吗？“江山”不是坐在屁股低下任人宰割的玩物，而是顶在头上的责任。当世界在民权政体中发展向前时，中国的下一代会理所当然的接受私权统治么？国民党在台湾已经开始向民权政体演变了，连一个被称做“反动派”的政党都接受人民选择，那么自称为“人民政权”的党反而没这么做呢？究竟是接受人民的选择是反动派还是不接受是反动派呢？为什么不让人民直接决政呢？为什么非要“代表”人民不可呢？
民权政治的手段在于找到良好的大众参政、评政、决政形式，让社会的利益代表当政，消除权力私有和私相继承和赠送。尽可能的防止执政者由于无知、虚荣、自私、贪婪、懒惰、疾病等人性缺陷，给社会造成灾难和损失。及时纠正错误决策，避免无法挽回的损失。不至让人随意地用一套什么社会理论来强加和扰乱社会秩序，人为的制造社会矛盾，胡乱地更改社会关系，自私地分配利益和占有财富。使社会得以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事业。
建立一个国家社会关系和建立一个国际社会关系有着相通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准则上提出了五项基本原则，平等互利，互不干涉等等。如果把这些原则放回国内的社会关系和政权建立上该多好呢？也许人类并非看不到道义的原则，是私利的意识在作怪，引起欲望的膨胀，还是在他们看来国外的人高贵些不成，可以给予权力平等这个政治奢侈品？还是说是说，干是干，口号和行为不一致，积累实力的时候靠民主，拥有实力后就撕毁口号，搞独裁呢？马列主义放之四海都准，社会科学到中国就不对？国际关系中尊重主权，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国内关系就要靠武力来拳打脚踢？这内外的反差暴露了共产党追求党派利益极端最大化，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利益，与历史上的封建私权是完全相同的。
有人借口说中国的国情不同，人民贫穷，心理和意识水平达不到民主的条件，这是对中国人最大的污辱，美国人几百年前都做到了，全世界有许多国家做到了，印度和中国的条件相似也做到了，而中国人到现在还不行，这不是对中国人的能力与品德的污辱又是什么？如果全面的民主不能一下完成，那么一部分一部分的做总还是可以的吧？这是推卸社会责任的低级伎俩。汉文帝在几千年前治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吏道廉平。难道现代的社会民众意识发展还不如几千年前吗？照这种理论，我们是一代不如一代，命里已经注定要烂下去吗？上梁不正才下梁歪，民风不正恰恰是官邪的结果，把责任推到社会身上是耍无赖的诡辩。
究竟是民主的制度会带来社会进步条件，还是进步的条件带来民主制度？如果没有经济改革的政治保护条件，今天的社会发展会产生吗？有多少封建等级制的受益人在往拼命的往回拉扯着呢？有多少人在叫嚷着民主不合国情以便继续为非做歹呢？不可否认，民主作为新的行为方式引入社会生活，必然存在一个学习、认识、提高的过程，尤其是在多年的不正当打击压迫之后，过度的反应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缺点错误产生并需要完善克服，但这不能成为抛弃向更合理制度进化的理由，民主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能力终将会消除这些缺点，何况封建体制已经被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和不同地区、民族种族的人类社会证明是反社会进步的，死抱着不放又道理何在？无非想着推行自己的私利至上罢了。
在人民中间早就存在着朴素的民主意识，人的天性中就包含了民主的仁义之心，看看中国农村的村长选举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民主是关于人的自然需要与权利的表达与维护，并不需要复杂的教育灌输才能明白，现在的问题是要引导培养，将自然权力的表达巩固成可靠的秩序保障体系，而不是为私权利益压制、打击民主意识，那样的话，岂不是永远都不会具备条件了吗？
如果历史仅仅是历史的话，我们也许不必和死去的纠缠。但如果让双手粘满成千上亿无辜者生命，血泪和屈辱代价的人，轻易地逃脱了历史的审判。那么我们再也不要指望统治者会有良好的品德和行为。这种缺乏道义的宽容是对受冤枉的不公，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如果丑恶的行径可以轻易的得逞，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好处，又怎能让其不跃跃欲试呢？我们还拿什么去教育下一代,让他们弃恶扬善呢？我们有什么脸面面对先人和后人呢？我们再也不要指望社会会公正的对待自己。因为是我们自己鼓励和奖励了那些侵害了自己的人。为了生存，我们将要在恶性上竟争，因为只有恶性才有活路。如果这是我们的选择的话，那么恶性早晚会膨胀到吞食掉每一个人。因为恶性从来没有满足的时侯。这样，我们要么疯狂的咬着别人，要么被别人疯狂的咬着。但到头来，早晚要成为别人获利的追逐目标，谁都没有好下场。优胜劣汰的历史竟争选择就会将我们彻底抛弃。沦为万劫不复的狗奴才！
应当让历史超越个人与团体恩怨的偏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如果让谎言和欺骗得逞，就永远会挑起伪善者一试身手的侥幸。社会就永远没有出路。但愿人类能早一天认识到历史的道义启示，早一天摆脱愚昧和自私的引诱，早一天携手，走共同发展的正道，去征服共同的敌人——那些威胁人类生存的疾病，天灾等。去共同开发地球与宇宙资源。当人类自胜而强，为自己的争斗而感到羞愧的时候，世界就真正得到拯救。人类毕竟不是动物，但愿能在错误的地方停下愚蠢的脚步。
希望中国能早日赢得发展进步的最佳和有保障的社会政治条件，在和平的方式下早日实现由暴力私权向民权政治的转变，相信良知和道义终将战胜邪恶私欲。不要象俄国那样，在国家的分裂和动乱中来完成这一过程。不要让别有用心的人，由于担心富强的中华民族对资源的需求，利用私权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冲突，达到消弱中国的目的。让每个有正义感的人思考和行动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