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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按:

据说老虎吃人以后,就会上瘾,别的动物不爱吃,专喜欢吃人。征服欲的满足也会上瘾,所以整人也会产生快感,并乐此不疲。他们总是睁大眼睛,不断寻找猎物,过整人的瘾。本文下面描述的所谓单位头目,在整人中就享受了不小的乐趣,相信也是上了瘾的。

右派是个很奇怪的罪名,因为左右是相对的,我就一直不太分得清左右,因为以极右的观点看,所有其他都是左,反之亦然。而且,标准也在变化。实在没有恒定的左右。然而右居然成为一项罪名,仅仅是思想右,就受到严厉惩罚,实在有点不可思议。然而右派却是共产党绞肉机中又一大受害群体,数量也是以百万计算。

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右其实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表明对共产党集权统治有威胁,或不百依百顺的符号,这种威胁可以仅仅是统治者自己假想的。有思想的人会揭穿党的欺诈,对头头提意见会带坏风气等,甚至仅仅是因为嫉妒,也会被公报私仇的划入,最冤枉的大约要算没有任何理由,仅仅是为了满足上级的比例要求,或单位头目为积极表功邀赏,拉进充数的。实在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成为党用恐怖统治,杀鸡敬猴的牺牲品。

共产党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在乎什么代价的,更不在乎制造如山的冤魂。他们就是要用制造冤魂的恐怖来吓阻任何可能的反抗。

 

           五七年的我二十七岁:错就错在有思想

                                       钟叔河

报社对右派分子作出的处分,是 M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大会上宣布的。处分共分六种,第一种是:“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送劳动教养,其中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者,并开除其公职。”我就是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一个。

这时的 M ,真可谓志得意满,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他一口气宣布了六种处分和归属各种处分的五十几个右派的名单,还有重点地对此人何以受此处分作了讲评。他称某某等为“反革命加右派”,而我则“是右派骨干分子,也就是极右分子,家庭和个人出身虽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极端反动,也差不多了。”

本来中央整风反右办公室的文件,在第一种处分“送劳动教养”之下还有一句:“本人不愿接受处分者,允许申请回家自谋生活,由其家庭和当地居民委员会在政治上加以监督。” M 却没有宣布这一句,这当然不会是出于无意。

幸亏我事先知道了这句话,决定要照这句话做。因为我们夫妻俩都要送劳教,而我的小孩一个三岁多,一个两岁多,一个一岁多,还有一个在肚子里即将出世。我和朱纯的工资虽不算低,但向来有一个钱用一个钱,毫无积蓄。我的父亲虽是“民主人士”,但年已七十好几,母亲又年老多病。我不能奉养双亲已于良心有亏,又怎能忍心将几个幼小的孩子去拖累他们呢 ? 所以只有走回家自谋生活这条路了。

五七年我还只有二十七岁,身体虽不强健,却也没什么病。朱纯的身体,比我还好一些。我心想,长沙城里几十万人,照我们这样按月领 ** 十块的,最多也不过几万人,总不到十分之一吧。十分之九以上的老百姓,还不是靠一双手养家糊口 ? 我们过去吃安逸饭,其实就是吃老百姓的血汗;如今没有安逸饭吃了,就靠双手赚饭吃吧。不仅推己及人应该如此,也可说是向老百姓还债,难道不应该吗 ? 我相信自己的双手不会比别人的笨,脑袋不会比别人的蠢。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把自己看成干活的苦力一个,饿死总不至于。

我将自己的打算悄悄告诉了李长恭和另一位同志。李说他在长沙举目无亲,无处落脚,只好接受处分去劳教。另一位同志本也打算提出申请,后来听从家人的话,还是接受处分了。朱纯怀着大肚子,身不由己,只得听我安排。于是我便把自己受处分和想回家的实情向父亲禀告 ( 父亲并不和我同住 ) 。父亲是一个读书多而心眼少的人,他的善良和天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听了后,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其实你去 ( 劳教 ) 也好,就当是去留洋吧。如果不解放,你读几年大学,结了婚,生了小孩,也到去留洋的时候了。”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对他说:“我和朱纯都去了,小孩子你们带得了吗 ? 何况朱纯就要生了,我怎能去。”他说:“那么好罢,你就申请回家罢,用我的口气写个报告给统战部,只说我今后不请女工了,由朱纯照顾我。你自食其力,我帮你养小孩。”

我立刻代父亲写了报告,盖上他的图章,火速送到统战部。我想,统战部的人与我并无夙怨,按政策办事的可能性较大。等统战部把父亲的报告批到报社,我再向报社提出申请,主持反右的 G 和 M 不准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送了报告后,我就到附近街道上找好可以租住的房子。只要报社一批准,我便立刻从经武路宿舍里搬出来 “自谋生活”。

情况当然不允许我久拖,眼看便到了右派分子到劳教地点报到的限期,我不得不向反右办公室提出申请。这次他们倒没有官僚主义,九点钟交申请,十点钟左右,反右办某某便来找我,说:“老 M 叫你到他那里去一下。”

在此以前,我从未和 M 单独谈过话。我有个与生俱来的毛病,就是不愿意接近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对 G 、 M 如此,对原在报社负责这时已被 G 、 M 打成右派的 D 、 S 亦如此。现在 M 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却不知道“他那里”在哪里,是某某把我带去的。

到那里,进了门, M 让某某回去,示意我坐下,便开始和我谈话了。

“你申请回家自谋生活,是吗 ? ”此时他一变在处理大会上的亢奋,表现得很放松,这倒有点使我感到意外。但随即意识到,这是战胜者在打扫战场前小憩时那种放松啊,看来他是要以休闲的心情来品尝我这道小食,作为馀兴了。

“是的。”我决定少说话,只怕节外生枝,让他找出不批准申请的借口。

他沉默了片刻 ( 这片刻我觉得特别长 ) ,才慢吞吞地说:“老人家要人招扶,倒也是实情。”

听了这句话,我提起的心放下了一些。我意识到统战部那边可能起了作用,因为我申请时正是举出了这个理由。

“你又钻了我们一个空子。”他说,同时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我的心立刻又提了起来。我想,这是在告诉我:“我老 M 是多么厉害的人,你孙猴子还跳得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么 ? ”但仍然忍着不做声。

“不过确实有这个空子,你可以钻嘛 ! ”他说:“我们是严格按政策办事的。你硬要脱离革命 ( 革命两字一出口,他立刻感到失言了,因为我已被开除公职,被开除出革命队伍了 ) ,不,要脱离人民,既然政策还允许你作这样的选择,我们就让你这样选择,让你回家。你父亲还写信给统战部,有这个必要吗 ? 姑息之爱,唉,姑息之爱啊 ! ”

听 M 提到统战部,我的心就完全放下来了,于是尽量装出一副任凭发落的样子,以为马上就会放我走了。可是 M 又开了腔:

“你不接受报社给你的处分,会要吃亏的啊!”他忽然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口气说道。我想,看来他还要对我这个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进行最后一次批判教育,我得忍耐着让他把教训的话说完,把胜利者的瘾过足。

“钟叔河 !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我们也认为你有那么一点点聪明,所以本来还是想挽救你。”说到这里,他可能发现我神色有点不对,于是加重了语气:“你不要怀疑。我们是想挽救你,不要以为开除公职就不是挽救。我们只把你定作右派嘛,没有定作反革命嘛。”那口气,就像定右派定反革命全凭他一句话,恐怕当时的情形也确实如此。

“劳教去,三年五年,总还会回来的嘛 ! 报社把你开除了,以后在别处还是可以做事的嘛 ! 你想到这一点没有 ? 你说说看。”他说。

这时不能不开口了,于是我说:“我想我不可能再当干部了,打算去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养活几个孩子。”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想法。

M 听了,微微一笑,道:“当然也只能如此。但你还要解决一个认罪的问题。如今右派个个都认罪,但光从口头上认罪不行,还要从内心深处认罪。认清自己在报社这几年,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的。”讲到这里,他从桌上拿起一本小册子递给我,三十二开本,一百二十八页,标题是“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面说:“给你带回去,好好看一看。”我连忙接了。

“你错就错在有思想。”他继续说道:“有你自己一套反动的思想。有的人成为右派,是当了 D 、 S 的骨干,反党。你倒不是 D 、 S 的骨干。你的家庭没大问题,个人历史也没大问题。我才调来报社时,觉得你还能做事,应该可以用一下吧。可是不行。反胡风,你说胡风是思想问题。胡风当然是思想问题,但思想问题不解决,就会成政治问题,成反革命。你看看你这四十八条:‘民主的基础是个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不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束缚人们的思想。’……这还了得 ! 这样的人谁敢用 ?D 、 S 也不敢用啊 ! ”他真不忘他的对手,这时候还要搭上 D 、 S 。

“告诉你吧,就是我们不来反右,他们来反右,你也是右派分子。肃反不是 D 和 C 搞的吗 ? 你不也成了肃反对象吗 ? 所以,你也不要恨老 G 和我老 M 了。”

我想,这大概是他画龙点睛的“睛”了,只能连声答应道:“是,是。”

其时已快到十二点, M 觉得该吃饭了,于是加快了速度:“有人说报社右派划得多,这是因为报社的右派多嘛 ! 我们按政策办事,不错划一个,也不放过一个。有多少,就划多少,没有控制数字的。”最后他还来了点记者笔墨:“钟叔河你倒可能没有这样想。你自己也应该知道,即使有控制数字,即使只划两三个右派,你这个总是少不了的。”这时他又兴奋起来了,脸上甚至带着一种可以说是快乐的神气。

当我小心翼翼地向他请示如何办理回家手续时,大概是心情舒畅的缘故罢, M 轻松地一挥手:“去拿吧,某某那里已经把你的户口办好了。快去拿,他们就要下班了。”

M 和我的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M 给我的那本小册子,我一直收藏着。一九七九年平反后,一位老领导拿去看过,说:“你这四十八条,可以发表一下嘛!”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的九条,便经一位同志的手,在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的《人物》杂志上发表过一回。这次把这四十八条全部附录在本文之后,本书的编者朱正、刘皓宇、罗印文三同志可以作证,完全是照 M 给我的那本小册子重排重印的,除改正三处误排,删去两处“反右办”所加按语外,并没有增删一个字。

这四十八条确实是我自己的话,虽然 M 说“这还了得”,我却一直认账,至今仍然认账。

( 2001.12.20 )


【附录】 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


一、关于自由

1 .自由的定义,就是由自——由自己。每一个人都服从自己,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就叫自由。

2 .自由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物质上的自由,这要发展生产,并且保证每个人都能合理地分配到生产出来的财富,没有不平等的现象;一个方面是精神上的自由,这要开放思想,让每个人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不要任何的统治。

3 .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绝对自由。

4 .精神上的自由,不能有任何的纪律约束。纪律总是限制个人自由,妨碍个性发展的。

5 .理想的社会秩序,要靠道德来维持,不能靠纪律来维持。任何的强制,都不符合自由的精神。

6 .只要真正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创造了绝对自由的条件,人性自然可以得到完满的发展,社会上也就根本不必要有纪律之类带强制性的东西了。

7 .如果只注意发展生产,消灭剥削,保证人们物质上的自由,而对人们精神上的自由不予重视,那就还是不够的。

8 .对于一个有知识的人来说,精神上的自由,有时比物质上的自由,来得更重要。

9. 强调领导,就必然减少自由。有领导的自由,不可能是充分的自由。

二、关于民主

1 .民主既然是人民在政治上作主的意思,那么政治就应当由人民直接管理,不能够有更高的权力机构,不能够有权威。

2 .民主不应该有限制,越多越好。政治上越民主,越让人民直接作主,就越合理想。最理想的政治,必须是极端民主的。

3 .理想的政治的标志是: (1) 一切政治问题,都由人民直接出主意,不由任何“领导”方面出主意; (2) 政治机构所办的一切事情,都应该是人民提出来的,合乎人民当前要求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政治机构向人民提出,反而要求人民服从的; (3) 政治机构的人员,完全由人民决定,向人民负责,他们除了人民以外再没有任何“领导”需要听从。而最理想的政治,则更进一步,根本不需要政治机构,一切政治都由人民直接管理,只设必要的办事机构执行具体事务就行了。

4 .民主就是人民对政治的要求,就是目的。把民主当成达到目的的手段,必然不可能实行真正的高度民主。

5 .民主的基础是个人。集中当然需要,但如果强调集中,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

6 .民主的政治形式是自治,自治的单位越小越好,这样才便于人民直接作主,避免集中带来的矛盾。任何形式的集权,都是阻碍民主的。

7 .政治决定由领导上作,作出后再自上而下贯彻,推动群众实行,这不是民主的方式。即使领导是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但这种方式毕竟不是群众说了算。

8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

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1 .夺取政权的时候,专政是必需的。革命胜利以后,就应当一步步扩大民主,一步步缩小专政。

2 .强调专政,势必会限制民主、自由,使人民不能够享受更多的权利。

3 .强调专政,政权就很难完全放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就容易脱离群众,产生官僚主义。相反的,若是不强调专政,只强调民主,把政权完全放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官僚主义就不会产生,产生了也会马上被消灭掉。

4 .现在革命已经胜利,反革命分子已经不多,专政的职能交给少数专门机构掌握就行了,不必要当作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任务。否则的话,专政就会扩大化,引起没有根据的镇压。

5 .镇压、暴力、强制,总是不好的。进行革命的时候,为了消灭剥削、压迫,必须以暴力对付暴力,这倒可以理解。革命以后,就应该尽量少用这类办法,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6 .一定要在专政结束,一切专政机构全部消失之后,才能出现理想的社会——真正民主自由、个人彻底解放的社会,也才有完全的社会主义。

7 .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大家都是劳动人民了,何必单提无产阶级专政呢 ? 专政的对象只剩下了少数残馀反革命,提“革命专政”还准确一些。

四、关于党的领导

1 .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要实现自己的纲领,贯彻自己的路线,应该靠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去影响人民群众,影响政府政策。这样的领导,才是不带强制性的,合理的。

2 .党不应该成为决定国家方针大计,向人民发号施令的政治机构。因为如果这样,党就不是处于一个政党的地位,就变成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变成了政府之上的政府,不合平民主的原则。

3 .政党的活动,主要应该在政治方面。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党的领导只要注意掌握一下政治方向就行了。党没有必要领导一切,干预一切,这样反而会削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

4 .党员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应当和普通人完全相同。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一定要由党员来贯彻、执行领导,是不合理的。

5 .无论在哪一方面,领导者都应该由业务最熟、能力最强的人来充当。如果党员不是业务最熟、能力最强的人,就不应该充当领导者。

6 .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这是党的任务。但这也只能通过宣传,通过教育,通过党员向群众进行解释、说服,使群众自然地接受党的思想影响,赞同党的政治主张。然后,再通过人民群众,影响政府的政策,保证党的纲领、路线在国家范围内实现。不应该首先就肯定党的领导地位,要求群众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7 .太看重党在一切方面的领导地位,要由党员在每个部门、每个单位实行领导,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

8 .党只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并不能够完全代表人民。党的主张人民也不一定百分之百地接受,如果非叫人民百分之百地接受,就会发生矛盾。

五、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

1 .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进步的政治观念,在共产党出现以前早就产生了,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共产党不过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理论而已。

2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派。除了马列主义以外,社会主义学说还有别的流派,像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它们也许没有马克思主义这样科学,但也是真心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也出过许多仁人志士的。把它们说成反社会主义的是不对的。

3 .就是马列主义,也有一些不同的流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它的路线、政策和苏联共产党就有很大不同。

4 .究竟哪一派理论更正确,哪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更正确,现在还很难作结论。比如说,苏联就不一定比南斯拉夫正确。

5 .应该让一切的社会主义流派,都能够充分宣传、发展,实行它们的理论,这样才可以显出优劣。即使是共产党绝对正确,也应该吸取别人的好的经验。

6 .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不随时修正就不能保持正确。列宁把它修正了一次,但列宁的时代也过去三十多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又把它修正了一次,可是原来斯大林却不承认。现在证明,南斯拉夫的修正是对的,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

7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如果不准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反而要束缚人的思想。

8 .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就是一切不平等的消失,人类的彻底解放。所以,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没有矛盾的。

9 .只要赞成社会主义,思想、观点和理论则应该随人们去建立,去创造。不应当只允许一种思想、一种观点、一种理论存在,这会窒息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成教条主义的统治。

六、关于阶级斗争和知识分子问题

1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能够看出历史发展前途,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是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时可以超过同时代的千百万人。

2 .历史上一切的重大事件,都是知识分子领导的。工人、农民领导的也有,但那样的工人、农民,也是成了知识分子的工人、农民。

3 .劳动人民的确是基本的政治力量,但只是“自为的力量”,而不是“自觉的力量”,他们需要知识阶层的启发和引导。知识阶层是社会的精神领袖。

4 .阶级斗争的过程,往往也要受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没有德国、法国的大,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没有印度、日本的大,但是俄国和中国的工人阶级革命却革得早些,这就是启蒙者的作用。

5 .知识界——知识阶层是独立的,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地主阶级的人也好,资产阶级的人也好,工人阶级的人也好,当他成为了依靠自己的知识生活、在思想领域里进行活动的人以后,他就不再属于自己出身的阶级,而是知识界的一员了。当然,好与坏、善与恶、先知与后知、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这样的区别在知识分子中是有的,但也是知识界内部的区别。

6 .不应该要求知识分子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自己,那样就会没有知识界。相反的,倒是要使所有的工人、农民都成为知识分子,形成全民知识界。问题只在于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进步这方面来,这也要通过知识分子自己去进行。

7 .进步的、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对于劳动群众,有着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要了解他们,愿意使他们和自己一样得到彻底的解放;另一方面要启发他们,引导他们努力提高知识水平 ( 这是人类要彻底解放,特别是在精神上彻底解放的前提 ) 。至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去学习,那是学不到什么的。

钟叔河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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