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
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韩非子*五蠹篇》
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
《资治通鉴*汉纪十》
在已经过去的这个世纪当中，人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巨大和快速的个人和社会变化，即包括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包括思想意识和物质的丰富的变化。随着封建等级和殖民等级的解体，二十世纪是冒险家、造反派和革命家倍出的时代，也是宗教迷信的消亡与思想家放射光辉的世纪，人类冲破种种内在和外界的束缚和压迫，用自己的理想和理性的认识能力，通过认识自己和自然界，为自己寻找一条安定自身，并逐步向外扩展视野的道路。人类在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追求进步的奋斗当中，最大的反对力量，与其说是来自外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不如说是自身的过度欲望和滞后的理性意识，人类的最终出路和前途就在于战胜危及自身的纵欲，才能自胜者强。
历史是人类的生活经验，历史事件的累积，为人类认识自身，并为建立适当的行为准则提供依据。没有足够多而准确的历史数据，正确的因果理性认识就缺少经验基础。但准确的记述历史只是认识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的经验中，发现人类生活事件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因，为人类完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有益的行为指导原则。
任何历史的记述方式都是有选择性的记述，记述者根据自己的观念，取舍数据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倾向性，这给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带来困难，加上利益相关者的刻意修饰曲解，真相被利益需要所掩盖和篡改，以推行私利的行为教条，历史被歪曲记述的情况更是非常普遍。人类社会与其说是圣智者实展才能的地方，不如说是傻瓜表演愚昧的场所，而有道德良知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必须同这些歪曲者作斗争。让真实的历史展示出来，成为进步所需的教训。
科学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将历史事件与人性的特征之间，建立正确的因果关系。历史研究不同于物质研究，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的性质有本质上的区别，人是生命特征的事物，具有非物质的思想意识。历史是关于人类思想、情感欲望和行为的，必须用符合人性特征的方法和手段，即要从情感的选择性，欲望的产生和追求，理性对感觉经验的因果感应能力，和对行为的支配程度上，才能正确的描述和分析历史事件，物质数据的理性分析与统计，有助于对环境条件的认识，事后总结经验，但不是历史的唯一主要原因，因为人们在行动过程中根本就不可能了解环境的准确状态，从而做出快速和完全理智的反应。
1，概论
——社会管理政权的终极目的，既社会管理政权的所有制性质决定其历史功过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者谓之通；举而错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周易*系词上传第十二章》
以可考历史的记载，中国古代自夏、商、周朝以来，历经二十多个朝代，千百个皇帝，国家由统一到分裂，由分裂到统一，由被征服和反抗压迫的起义到新的统治体系的建立，历经五千年的变化沧桑。远古时期，人类社会化的程度低，因此，社会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是以自愿为基础的。随着氏族势力形成和控制力的加强，动物占有性的极端私有化的奴隶统治体系得以完成，管理与被管理是强迫性的关系。强迫性的关系导致与人性表达的矛盾，包括奴隶主之间的关系。周文王的武装造反和分封，完成摧毁部落氏族奴隶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理性化调整的第一步，安定中国近千年，文化发展也达到了空前的顶峰，诸子百家，各成一言，与古希腊的文化兴起相应成趣，构成人类文明史上辉煌的一个时期。周文王是中国历史上理性向欲望挑战的第一人，完成了社会关系结构由奴隶制向封建分封制的转变，由对人性及其资源条件的彻底剥夺占有过渡到有限的剥夺占有。
分封明确了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地方的自主性非常大，如果去掉私权的继承与极端占有社会资源，分封与现代的联邦制有很大的相似性。多样化的社会环境和竞争生存的诸侯之间，为各种文化和思想活动创造了条件。尤其在战国时期，中央管理的消失，竞争生存的紧迫感加强，必须增加力量和效率，因此，为各种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诸子百家，思想和功业造就了最丰富多彩的中华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当后期秦王朝在竞争中建立起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世界上根本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社会政权。但问题随之而产生了，如何来维持社会化的发展和管理，社会发展和稳定的秩序关系是什么样的性质呢？两者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呢？中央控制力的加强反而导致剥夺力的加强，强制性的增加导致新的社会关系矛盾的激化。中国的社会关系从此就在控制力量，剥夺程度和强制性的增强与减少之间摇摆不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从此中国的社会管理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和破坏要远多于促进。中国社会关系向进一步理性程度高的方向提高的过程始终没有完成，而是迷失在私欲的旋涡中。当个人需求和社会利益需要必须要通过暴力手段才能表达和解决时，社会的长期发展进步是极其困难和代价高昂的。
A man is never satisfied with a smaller degree if he can obtain a greater.
《GOVERNMENT by James Mill》
中国虽然历史悠久，但社会关系的性质变化却不大，即政权、官吏、民众三者的关系性质变化不大。政权将社会管理的权力，即政府权利（或称江山、皇位、人主）视为私有财产。官吏是服务于统治者的工具，效忠主子的奴才。这样一来，不是政府服务与社会民众发展需要，而是社会服务于政权统治者的极端私利需要。社会利益，也就是群体利益，没有位置和利益代表。群体利益必需服从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只有承受统治，而没有表达意见和决策的权力。只有当人民的利益和私有政权统治者的需要一致时，人民的利益才会得到有限的考虑。群体利益（古人称之为天下、百姓、众生，现代叫做大众、人民、群众等）缺少全面公正的关心。群体之害也无法彻底根除，因为有利于个人或团体，而有害于社会整体的事无人过问。政权成了人人抢夺的财富。是人生的最大利益所在。政权成为少数人获利的工具，而非社会发展的服务机构，导致政权和社会的利益对立。即使不能做最高统治者，占尽天下的利益，也要为高级奴才，当官以分享权力。为官为宦，奴役天下，成了人生的唯一理想。政权不顾群体利益，官官相互勾结，追求自私利益，巧取豪夺，侵害大众，造成天下动荡。为追求人生利益而争夺权力，暴力和欺诈不断，构成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本质性质。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虽然，历代都曾经出现过一些明君圣主，克制和约束自己的欲望，限制官僚体系的危害作用，照顾社会需求，为群体带来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形成所谓封建盛世时期，但都没能保持多久。因为，靠统治者自我约束不可能持久，也无法解决封建私权与社会利益的根本对立性质矛盾。因而，中国社会的变乱根源就没有消除。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以古代当时的交通、通信能力而言，天下之大，无法做到中央力量的及时控制，直接管理非常困难。只好以全权委托授权的方式分割管理。用五等分封的等级制实行政权管理。裂土封疆，天子靠自己的亲戚朋友一道分享治天下。各路诸侯在自己的封领地里拥有与天子相当的治权，相似的管理机构设置。到头来有些诸侯的国力太大，常常威胁中央天子的地位。强枝弱干，尾大不掉，形成与中央的权利之争。如周文王以百里封地为基础，励精图治，积蓄力量，最后推翻商朝，建立了周王朝，由枝条发展成主干。周王朝号称八百年历史，但后期诸侯专权，各自为政，中央政权形同虚设，没有实际管理能力。后形成秦、齐、楚、韩、赵、魏、燕等七国之争。秦始皇以暴力和欺诈征伐，消灭诸侯，统一政权。秦吸取商周两朝的经验，彻底的消除竞争机制，扼杀任何反对的势力，焚书坑儒，麻痹和遇弄意识。采用中央直接控制管理的方式，设置郡县机构，委任执行官吏，人才凋零和小人当政。无一寸土地分封，天子一人独尊。为加强控制，始皇不断巡视全国。但私有化的社会管理权导致利益的对立矛盾，私权要将资源用于自身欲望满足和唯意志妄想，求仙问道，修阿房筑长城，而社会需要生存与生活，追求各自的发展利益。夺取政权与保有政权的方法不同，对六国不行拉拢团结的德政，而是推行暴力压迫的专政，为政暴虐，鱼肉百姓，引起众怒，形成反叛势力时，又没有亲朋诸侯势力的维持，靠官吏的忠诚有限。形成强干弱枝，无人亲辅的孤立政权。秦王朝于是很快就崩溃了，并且摧残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条件和机会。在其后的几千年封建王朝历史中，仅仅是延续了春秋战国文化而已，没有任何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的更新创造。
综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的统治总是摇摆于这两种形式之间。从一个极端变到另一个极端。从未有根本性质的改变。也就是社会政权的性质是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是全体民众授予的，还是个人或少数人争抢来的私有权力财富。由于封建政权的私有性质，私有和公有利益的划分不明确，保障不稳。君、臣和社会的猜忌和利益争夺就无法避免，社会动乱和暴力争夺利益就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社会管理。政权的主要目的和精力都放在了保有私权而不是社会发展上。相反，为了更稳固的保有统治，消除竟争，私权必需抑制社会力量的发展，弱化社会的能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虽然悠久，但社会落后的又一重要原因。
虽然历史一再表明，没有一家私权能够长期保持。但每个统治者却总是不遗余力的想永远占有社会统治权，极力寻找一种即能使社会稳定，又能使政权保持在私有统治之下的统治体制，并为建立这样一个有序的社会统治秩序而不遗余力，稳定已经成为历代统治者不惜一切代价要达到的目的，成为几千年来的社会主旋律，以山呼万岁来自我安慰。但究竟欺诈压迫别人的稳定是社会的利益所在，还是发展进步是利益的所在？违反社会发展进步利益的稳定是否是正确的社会管理目标，而在这样的管理目标前提下，稳定能做到吗？毫无疑问，这样的稳定只是统治者的利益所在，当他们坐在社会大众的头上去追求稳定时，就等于是维持欺诈和压迫，稳定当然就可望而不可得。几千年下来，社会即没有稳定也没有实质进步，由历史的先进落到了后面，跟着别人，步履艰难。看来，人类在巨大的统治名利面前，是无法保持神智清醒的。正所谓利令智昏，为利害德。社会权力不归社会，为一姓或一党所窃取独占，社会就不会有平等的关系，就会有利益对立和分裂。无论是暴力和欺诈压迫，还是收买麻痹，都无法消除矛盾。只有群体利益靠群体利益代表维护，名位相符，公私分明，各得其所。社会安定和个人发展才有可能。
中国历史的另一特征是国政与家政不分。私权将天下视为家庭财产，在管理和利益上自然就以亲疏远近来使用分配，造成外戚专权，家奴乱政的恶果。私权信任血缘姻亲，亲朋故旧，与社会管理上任人唯贤能的要求相矛盾。明智一些的君主尚能自我约束好恶，昏庸的就没有不出问题的。而历史上明君没几个，社会管理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祸乱频频，不得已任用一些能法之士，一但天下稳固一些，就过河拆桥，大杀功臣，以防功高震主，威胁统治地位。君臣难以共事，去发展和服务社会。确易于君臣同好恶，追求名利享乐，昏君奸臣，贻害百姓。官吏的科学合理的选拔和使用，鉴别和评价，公正奖励和升降更是无从谈起了，唐朝自号以诗取仕，而诗圣李白却不被录取。在官僚等级的权利金字塔里，存在一种退化现象，就是武大郎开店现象，一级不如一级，一代不如一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难怪韩愈有千里马之叹！官吏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喜欢用能力比自己差的人。对于能力强的人才，出于嫉妒而贬低，不理解而无法正确使用，担心顶替了自己的官位和进升机会。压制和排斥导致最后是内讧和整体能力的不断退化，变成一群为权利而互相抵毁，为私欲而相互利用的禄虫而已。一但面临危机，就分崩离析。正所为树倒猢狲散。如何消除退化现象是管理国家或企业成功的关键。国家和企业虽然可以由于机缘而兴盛一时，但如果不能解决新陈代谢的问题，也终将难逃衰亡的命运。
赵高是秦王朝的权臣，被历来当作祸国殃民的典型，即奸臣。他也是封建奴才的典型人物。他对自己的行为是有清楚认识和选择的。就是为贪尽天下之利，而不顾他人死活。他对秦二世说，如果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社会发展的责任，就等于以天下为桎梏。也就是要放弃自己的好恶，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无偿服务于社会。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和需要，考察和鉴定官吏，应付内忧外患。这样活着不是很累、很苦吗？当皇帝还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远古人逃避皇位，宁做百姓的原因。在赵高看来，当皇帝应当占尽天下的利益，让天下服务于自己，让社会随自己的喜好而工作。这才有当皇帝的快活乐趣。因此，不理朝政，不履行社会管理责任，整日声色犬马，极尽个人享乐。刑与德的运用必然失当。为推卸责任，委过于人；为纵欲，横征暴敛；为权力，奸人得呈，忠良受害。最终破坏社会秩序，侵下犯上，使天下大乱。害人也害了自己。如果全社会的管理权都可以私心占有，他有什么理由不放纵私欲呢？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私权危害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岳飞是忠臣，民族英雄。武艺高强，胆略过人。是罕见的国之栋梁。原本不受封建私权重视。当受命于败军之际，重振山河，取得军事重大胜利，将战胜强敌，一血国耻之时，一夜之间，连续收到皇帝十二道金牌撤军命令。当岳飞回朝复命，重申大义时，父、子二人却被以“莫需有”的罪名下狱杀害。皇帝由于担心岳飞战胜敌人，将自己的太上皇父亲救出，从而威胁到自己的皇帝统治地位，而秦侩也出于嫉妒岳飞的功绩，担心会危及自己的宰相地位，便置国恨家仇于不顾，合谋将岳飞杀害。历代将杀害忠臣的执行者宰相秦侩视为陷害忠良的千古罪人、奸臣、民族叛徒。但对于下命令的决策者皇帝本人却谴责甚少。为什么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决策者不受指责呢？这是对私权的无道纵容！儒家的正义感怎么不见了？眉主求荣，不问道义。
岳飞的才能不能不算高，品行不能不算至忠，功劳不能不算大，但在私权利益的倾轧下，连自己和儿子的性命都保不住。那有机会精忠报国，服务民族利益和社会呢？私权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连至亲都可以不顾，当然更是不惜牺牲民族和社会利益。一但忠臣为国，妨碍了私权利益，便要含怨受害。这就是私权统治为什么是反社会的又一原因。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象赵高、秦侩似的奸臣小人当道，象岳飞、蒙恬这样的忠臣受害，最终将国家社会毁于一旦的例子比比皆是。近代清朝自鸦片战争以后所签定的出卖民族利益的丧权辱国条约就足以让朽骨汗颜。如果小人不被扼制，忠良不能自保，国家能好得了吗？难道这还不足以让人对私权统治说“不”吗？
2，刑与德
治世管理，唯刑与德，两者的建立是社会秩序的根本基础。社会秩序是为了防止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诈欺愚。保障社会关系平等互利。刑与德的建立与维护是任何政权必需处理好的事。反之，则必然要引发社会动荡，导致政权自身危机。对民众而言，制度有道义，则做好事易，做坏事难；制度缺德，则做坏事易，做好事难。因此，刑必须要建立在客观、公平、明确的行为规则之上。否则，将被利用，变成利益不均衡，刑罚不当的放纵有罪或惩罚无辜的虐刑。原本是维护社会利益的工具，演变成制造社会矛盾，破坏共同利益基础的根源。道德训导，在于培养均衡的社会与个人的价值观念，自觉尊循道义行为，不需要刑罚强制。但道德训导如果超越了道义的界限，训导就演变为精神折磨，消磨个性和进取意识，侵犯人的天性要求，培育畸形人格的酱缸。前苏联利用精神病院，毛的思想改造折磨异己，就是典型的极端例子。外在的法制约束，与内在的品德修养，二者都是针对人的行为约束而言的，即维护社会进步的共同利益，也保障个人的自身权益。但人类社会对刑与德的运用偏差颇大。这也是历史上造成社会政权治世失败，更迭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刑与德的运用是有社会根本道义目的的，即服务于最终的社会性质需要，是为统治决策者或官僚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为社会大众利益服务。封建社会是服务于统治者或官僚阶级的，而民权社会是后者。这种根本性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刑与德的运用目的不同，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的道义性质的好坏。离开终极道义目的性质的谈论仁义，就不会有正确的结果。封建社会强调品德的自我约束，并为此确立了地位等级、宗法、礼法等一系列行为规则体系，以培养个人道德伦理观，建立消除个人不当欲望和权利要求的社会体系，对离经叛道者采取教训、精神折磨、肉体惩罚的方法，力图培养出训化的动物。同时，辅以弹性极大、不甚全面的律法。但由于封建律法是建立在统治者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上的，是为统治私利服务的，就不具备公正的基本精神，也就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的公正意识。法律成为统治者的暴力工具，首先维护统治私利，而不是维护社会公道的工具。道德训导的终极目的是自私的，是服务于私权统治目的，就不可能有对个人的公正。私权主子要的是顺从和阿谀的品行，这与正直、正义、坚强等个人正确品行是完全相反的。因此，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第一步的修身，就处在了矛盾的社会环境要求之中。如果为私权而修身，就要奴化其品行，如果为社会利益和个人进步，就要有见识，有独立判断是非的能力，反抗不义的勇气等。私权和个人及社会在修身的要求上是根本对立的！这种两难的处境是社会问题的根源，造成双重人格，阴阳失调。任何背离私权要求的个人技能和道德品行都被否定，遭到打击压制，因而忠臣受害，发展科技、文化、艺术等就困难重重。任何对私权有利的恶行都会受到鼓励，因而小人当权，人祸远大于天灾。
由于行为的对错判断以当权个人好恶的主观认定为主。因此，被当权者利用，发生偏差和冤错的机会极大。品德依附于权势，因而儒家的修身之路在私权政体下就根本没有出路。私权是以诈力获取的不平等利益，也就要靠暴力和欺骗来维持。一但私权失去了运用暴力和欺骗的手段和决心，私权的统治基础就会丧失。而暴力和欺骗是道德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总是奸臣当道，小人弄权，君子道穷，忠臣受害的原因。没有文人的廉价吹捧和武夫的愚昧效力，私权体制就无法维持，因此，私权和个体、社会整体进步利益是根本矛盾对立的，无法调和的。在封建私权下，修身只能是奴化自身。按照孔子儒家的教条，表里如一的行事，只能使自己显得幼稚可笑。真心为国为民者不是象屈原那样被逼绝望跳河，就是象岳飞那样被污陷和杀害。当社会管理按照被曲解的儒学，建立起完整的上下奴役的体系时，动乱的因素也就随之而产生，并在过度的压迫下暴发出来。
3，思想意识与人性
如果说文明就是某种意识的流行，那么意识教条常常扼杀人性的活力，教条化的静态文明体系就成为扼杀进步的根源。为维持正统的意识地位，要么全面破坏意识发展的物质基础，要么偏持导致畸形社会关系结构，要么自是排斥其他思想，唯我独尊，对于社会进步发展具有反动性质。儒学教条的极端应用，对社会的反动作用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清楚，春秋战国，中原诸国关门自是，确立君臣主仆等级制度，不与西方的蛮夷秦国来往，秦国采纳商君法制，力田劝战，取消世袭等级优越地位，以军功行赏，力田富国，竞争强兵，武力征服中原，中原文化上的所谓先进是意识教条和世袭等级对人性活力的压制，反而导致软弱涣散，被征服的结局。统一后，短期的内部安定，情欲文化的单向偏持加强和其他方向的麻痹进一步发展，而理性的探求仍不受重视，认识智力退化，政治及社会结构不能优化资源配置，因而带来不平衡和不稳定，内乱不止，但对外部的边民的竞争威胁，汉、唐时期还能应付，儒学意识尚未在社会生活中极端运用，社会的意识没有被束缚，边境民族不但无力深入征服，还常常受到来自中原力量的打击驱逐。
宋朝以后，儒学理论被加工成更为极端的理学教条，彻底的冠以官方意识学说的色彩，成为与统治阶级利益一致的所谓正统意识，极端地用于建立封建的等级统治和社会伦理体系，划定种种行为和意识规则与禁区，与统治体系相结合的强制手段，扼杀和控制了社会的活力，导致两次被游牧民族的蒙古和满清长期征服奴役，而短期的战败就数不清了，但幸运的是，中华文明总体上比这两个游牧文明要复杂和精细，在文字、意识表达手段的复杂和生活水平技能上的相对精细，建设上的规模相对宏大，虽然在武力破坏方面征服了华夏，但在社会建设、文化体系、意识学问上不能不学华夏，又不具备鉴别取舍优劣好坏的能力，只好机械的模仿，到头来反被华夏文明所全盘同化，落得一起同样衰落的结局。
儒学的自私、反智和制欲，把两个力量一度强大的游牧民族帝国，改造的软弱无能，死于非命，杀人不见血，真是厉害无比。但这种方法只对意识蒙昧的游牧者有效，在满清后期，中国近代第三次被奴役就没有前两次那么幸运，因为这次面临的是比华夏文明在生活水平上更复杂和精细，取得的物质成就更高，精神意识更为连续和进化，力量和效率更高和宏大而不是更低的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性的自然选择必定是朝宏大、协调、复杂、精细、力量和效率的高处全面同化靠拢。因此，封建儒学和中华民族就面临被抛弃和同化的命运，要么面对竟争，进行意识的弃旧图新，舍弃封建儒学的奴才意识和理论宗教意识，要么抱着蒙昧的意识，胡乱被人利用同化完事。
日本近代面临着和中国相似的问题和处境，但日本迅速地学习了来自西方的文明，尤其是科技，建立了军事帝国，与西方列强一争高下。二战失败后，又迅速的在经济和科技上崛起，南韩也步其后尘，起动了发展进程，可见改造错误，吸收先进文明中有利于人性发展的东西，对社会进步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过去文明上的一度先进，放眼四周，边民的落后导致了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自号中央之国，思想反而变得守旧，不能理性地反醒自身的缺陷，宁愿坚持错误而不是改正缺点，背着沉重的历史守旧意识包袱，妨碍了学习和创造更先进的文明的能力，外面称中国为瓷器之国，并没有看成全面文明的楷模，这种内外意识的差异，正好反映了问题的本质，用瓷器称呼中国文化是再恰当不过了，瓷器的一切价值和美感都已经固化，失去了创造的生命力，有怀旧的考古欣赏价值，而实用价值越来越少。失去了意识和行为的自我反省和更新能力是没有发展前途的。盲目自是，只能自己骗自己。随着封建奴隶统治体系在社会行为及思想意识领域的逐步完善和加强，中华文明的创造力没有被继承和发展，而是被暴力和错误意识教条扼杀了动力，精神文化成就失去继承，成为远古文明。诸子百家的思想和智慧没有深入社会意识，而是被清除和隔离在虚无当中，再也没有发挥出引导方向的作用。（古希腊的哲思似乎也没有在古希腊被发扬光大？）流行和受到统治者鼓励的东西，都是变质的馊饭，为的是弱化能力，消除对等级压迫的反抗。而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农业社会的特征始终如一，直到近代跟在西方文明的思想和科技后面，裹着束缚思想的教条臭布条，不情愿的扭着小脚。
今后世界各种文明相互碰撞和容纳吸收，导致整体的地球文明产生，历史的进化必然要淘汰人性发展落后的文化。如果，中国不能够从自己的历史经验中，获得有益的教训，指导民族社会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发展人性的建设作用，民族最终必然要被其他的文明同化吸收。要么能够匡正自己的缺陷，打碎固化了的精神活性，创造性的吸取和发展古人的智慧，发展人性的聪明与良善，成为地球文明的贡献者；要么沉溺于私欲的泥潭，成为古代文明的活标本和现代文明社会的乞讨者。
4，权力与规则具有善与恶的道德两面性
权力是工具，具有道义的正反两面性的功能。只有当权力是用于维护群体和个体的平衡利益，消除害处时，权力才是正当的。反之，权力如果用于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就是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就是罪恶。只有限制了权力的危害作用，社会才可能享受权力的造福作用。社会需要牧羊人而不是宰羊人。要区别为了宰杀而牧，与为了共同发展而牧的道义界限。奴隶主给奴隶饭吃，让奴隶穿衣生孩子，并非奴隶主仁慈，而是为了能利用和更长期的奴役而已。这是私权和公权的本质区别之所在。
衡量社会的性质，是看其社会关系中的利益划分和互利基础，即指导个人和团体的行为准则的软件，如法律体系等。只有管理软件才能反映社会的道义性质。而社会的硬件设施并不能反映社会进步和社会性质，无论楼盖多高，路有多少，工厂多少，都无法代表社会进步。因为硬件可以靠盗窃和抢劫获得，被人把持利用，服务于私利。天堂建得再好，也没人愿意在那做奴隶。没有管理软件的合理性，硬件的效率也无法发挥，不是浪费就是遭到破坏；没有软件的合理管理，硬件发展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就积累建立不起，内斗就不可避免，令硬件的发展进步受到抑制和破坏，必然是产生落后，社会生活的改善代价沉重，没有保障。
人性要么得到安全保障，并发展进步，要么被扼杀弱化，阉割异化，如果不能摆脱自我虐待和奴役，就只能面临弱化消亡的命运，生物竟争生存对任何物种都是一样对待，没有中间路线可以选择。历史表明，中国的偏重道德伦理教条和私权等级治世方法是失败的。不符合人的天性发展与安全保障需要，跟不上时代进化的步伐。因为，私权的暴力和欺诈性质从根本上损害着社会公道精神，暴力需要野蛮，欺骗需要无耻，奸诈需要愚昧。另外，道德伦理的阐述通常不容易明确成具体的行为规则，容易掺杂落后的习俗，执行者个人的喜好、情感、偏见、领会理解对道德标准影响过大，无法全国上下统一标准。是以人治人的随意方法。比如，世人皆以谦虚为美德，但没有可观之处的谦虚，与盛名之下的谦逊，其性质有着天壤之别。所以，谦虚者未必都有德行。将前者称赞为德行，则无异于称瘦驴为骏马，有奖励平庸之嫌。由于任何事物都具有道德双重性。也就是善与恶的性质，好与坏的性质，美与丑的性质，真实与虚伪性质是共存的。为道德判断带来困境。如刀与枪的善恶问题，通常情况下，如果是用于自卫，就是善，而用于抢劫就是恶。但如果是抢劫强盗呢？道德就无法回答善与恶的性质结论。因为道德判断是二元体系。无法解决现实多元性的问题。锻炼身体是好事，但为了锻炼而活着就是令生命没有意义的坏事。爱美是德，但爱美会恶丑，就会产生傲慢与偏见。因此，人类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常常犯以二元体系简单判断，用于认识多元性的问题的错误。
5，法制规则与道德伦理
封建的道德伦理等级制不但没能限制人欲的横流，等级特权地位反而更加激发了人们不择手段谋取和占有高位的偏持欲望，限制人性资源条件的正常的表达与进步要求。不当的压抑，反而引起变态的渴求。另外，历史条件的变化越来越大和快，而道德伦理的教条却难以快速更改适应，不能象立法管理那样反应迅速。落后的教条常常压制进步。 再者，道德修养难成而易失，贫富、地位的变化都可能影响道德的约束力，若德失法在，尤可补救。但若法制不明，而品德修养又没有的时候，肆无忌惮的人欲横流，乱政虐刑，变社会为丛林，尊循弱肉强食的动物行为法则。社会的群体利益基础就彻底崩溃。新的劫难轮回又重新开始。
当世界其他的国家开始向海外探险扩展，科技发展日益兴起之际，中国人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如何建立相互奴役的封建等级统治体系的上。尤其在明、清两朝，吸取历史的私权统治经验，将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统治体系与治世理论运用趋于完备，将社会建立在以天子、官阶、辈分、年龄、性别等级制上，由下到上，逐步垒积成以皇帝为顶部的社会关系与权力金字塔。在局部实行宗法管理，建立互相牵制的人际关系，利益排序优先，以辈分为原则。名为以孝治天下，实则以老拖少，限制进步。宗法体系下，各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按照这个位子的要求行事，对个人强制绝对的服从，是靠他人的屈辱服从来维持的等级大厦。在建立这样一个统治体系的时候，唯一有意遗忘的就是如何发挥个人内在的资源条件、素质和能力，去认识自身和外部世界，改善生存条件，追求生命的价值实现。虽然，建立科举制，选拔人才做官，名义上是精英治世，但强调必须维持过去的统治理念和体系，而不是提倡研究新的更好的体系，造就了独特的御用文人阶层，读书不是为求识而是为当官，为统治者吹嘘，以换取个人名利和更高的等级地位，把精英收卖改造成吹鼓手，聪明才智用于发明对人性的阉割术上，他们杰出的作品之一，是能够证明推导出，天生人的膝盖关节，就是为了让人好下跪！？
科举制选拔的人才即没能产生有创造性的思想，也极少有社会实践上的突出政绩，被统治者欣赏的主要原因大约就是无能和会一些廉价的吹捧，这种按能选拔的优化使用人性资源的方法，其追求自然公正的性质和进步作用在等级封建体系内被彻底变质，走向反面。
封建官僚统治体系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稳定，（这种关心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内在结构上的问题，就如同对弱智者的生存能力表示担忧一样。）但不考虑稳定是否是建立在合乎道义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因此，只要是为维持统治体系的稳定，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无视社会利益，什么都可以侵害或出卖。为等级压迫的稳定，推行愚民统治政策，排斥和麻痹权益意识，连工商经济活动也加以限制打击，对非农业人口采取歧视政策，搞保甲户籍连坐，限制人的言论和行动自由。这个官僚统治体系的完成是一大成就，只是它导致智力退化、意识蒙昧和欲望麻痹，是反人性进步的。体系中唯一没有地位的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因而这个体系的成就就是制造落后。打击权益意识和培养奴才意识就是政权稳定与否的根本因素，追求征服与奴役的价值观念，中国人的损人利己的内斗习性，也就由此深深的置入了秉性之中，莫能匡改。毛泽东又在近代将这个体系做了最后的完善，尤其在羞辱和打击他人，强迫屈从方面，将封建统治思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
西方近代以分析性极强的法律规则取代封建私权的等级道德制，以分立制约的管理权代替独裁随意的统治，施行社会内部管理，以平等公道的精神建立社会结构关系，以公法待人，以尽量客观和独立的法律执行方式摆脱人性的弱点对治世公正性的破坏。这三个转变标志人类社会管理的进步。消除了私权与社会的对立关系。虽然具体措施上不能称已经完善，个人品行问题和外部竟争手段的道义问题也没有解决，但不影响社会内部的根本利益秩序，虽然历经一些变乱，社会发展是相对成功的。法制可以解决利益划分与保障，但面对个人行为道德，法制却也有无能为力之感。比如，美国和西欧是世界目前最大的毒品消费国，也就是说，拥有最大的，如果不是毒品犯罪，也是行为道德有问题的群体。其规模之大，也是人类史上仅有的。因此说，刑与德是不可偏废的治世方法。失去内在道德约束，将法不胜法。
6，功与过
统治体系可以解决人的行为中无过的问题，通过军、警、特等手段，让人压抑克制，互相监视，不敢触犯秩序规则，无论这秩序规则目的如何，人的行为和意志是暂时控制住了。但无法解决有功的问题，即如何面对外来竟争和解决内部基本生存需要的生产生活问题，更不用指望追求进步提高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奴才除了下跪和奴役他人，就什么有益的事也干不了，一但重大的内忧外患产生，这个体系就维持不住而面临瓦解。
在人类以事功为主导力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他的价值观念的生存方式很难保持。要么在竟争中壮大，要么在竟争中消失。有多少人急于出国，到美国等西方社会去，有多少人已经不会本民族的语言，不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形存魂亡。就是这种力量的体现。过去是暴力侵略和灭绝竟争，由于现代暴力战争的代价过大，以经济等不见血的手段表现出来的竟争将成为主流。历史的发展也必然是以竟争选择决定最终世界主流文化。因此，如何建立社会内部道义秩序，发挥最大效率，积累力量基础，是民族与文化生存发展的关键。印地安人一生的幸福感也许并不比别的民族差，尽管他们拥有和消费的物质都微乎其微。但由于不能在社会力量、效率上参与生存竟争的挑战，就面临消亡的历史命运。任何生物群体，如果不关心自身的竟争生存、发展空间和所处地位、荣誉问题，如果不在乎是以人的灵性存在，还是以猪的方式繁衍，那么，落后和愚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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